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12月10日提名台裔贸易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分析人士认为，在处理美中贸易纠纷的问题上经验丰富、战绩颇佳的戴琦如若上任，会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
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长大的戴琦是台裔美国人，父母为来自台湾的移民。如果她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担此要职的亚裔女性。
戴琦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于哈佛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早年间，她曾在华盛顿多家律师事务所的贸易办公室工作。2007年至2014年间，戴琦效力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自2011年起担任对华贸易执法首席法律顾问。2014年，她进入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并于2017年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首席贸易法律顾问。
善于团结各方的“务实的问题解决者”
美联社称戴琦是一名能够弥合自由贸易者与保护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的“务实的问题解决者”。《纽约时报》也称赞戴琦调和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分歧的能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琦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法律顾问时，在国会与特朗普政府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在国会民主党与特朗普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她不仅有效调和了各方分歧，促成了这份贸易协议的通过，还成功地在该协议中加入了民主党所主张的、更强有力的劳工权益条款。她的表现给两党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收获了来自工商业界和工会的支持。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政策专家威廉·莱因施（William Reinsch)认为，拜登之所以选择戴琦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是因为“有很多人告诉他应该这么做”。
他对美国之音说：“戴琦拥有很多支持。她在贸易领域具有非常高的声望，因为她很专业，而且能够和两党内的几乎所有人保持很好的关系”。
莱因施还认为，由于美国与别国商定的贸易协定需要美国国会的通过才能生效，所以戴琦在国会的经验对拜登尤为重要。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她最大的附加价值是她能够告诉总统，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哪些是国会会支持的，哪些是国会不会支持的。”
与拜登的对华策略相契合的“中国通”
戴琦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她比较了解中国，且具有处理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的经验。
作为台湾移民二代的戴琦会说流利的中文，她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参与了耶鲁大学的一个项目，来到中国广州，在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在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贸易执法首席法律顾问时，戴琦主要负责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对中国的一些贸易行为提起诉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因施对美国之音说：“她最大的资产是她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事对华贸易执法的经历。她很了解中国人如何行事，也很了解他们的经济如何运行。”
更重要的是，戴琦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的经验非常适用于拜登目前所倾向的对华贸易策略：
首先是团结其他国家，形成应对中国的联盟。2012年，针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美国向WTO提起诉讼。主导这项诉讼的戴琦争取到包括澳大利亚、欧盟、日本、韩国在内的18个国家加入了集体诉讼。
最终WTO判决中国败诉，迫使中国在2015年取消了稀土出口配额。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 （Sherrod Brown）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戴琦“非常知道如何与我们的盟友合作来实现美国利益”。
其次是在贸易谈判中加强劳工问题的权重，执行更高的人权保护标准。戴琦在国会工作期间，不仅促成《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更强有力的劳工权益条款，还推动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的通过。该法案禁止进口由中国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力生产的产品。分析人士指出，戴琦若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会继续对强迫劳动以及劳工权益问题采取强硬立场。
再次，就是让美中贸易竞争立足于美国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戴琦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必须与自己的国内产业战略协同工作。
今年8月，她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讨论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主要是“防御性的”，而美国需要更具“进攻性”的战略。至于什么是“进攻性的战略”，戴琦举例说，比如透过激励措施，帮助美国产业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她说：“进攻性(战略)必须源自我们如何能确保美国、美国工人、产业及美国的朋友，能更快更灵活地跳得更高，更有竞争力，最终能保卫我们开放的民主生活方式。”
下一个对华贸易鹰派？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戴琦在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现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对华“鹰派”作风。
戴琦今年8月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她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了一些“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和认真思考的实质性问题”，而且特朗普所提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具有两党共识的”。
她还曾表示，美国应该在对华战略上更加强势。她说：“我认为，在如何与中国竞争的议题上，采取积极、大胆的措施，将得到真正强大的政治支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贸易专家杰夫·肖特（Jeff Schott）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中国将是戴琦优先考虑的问题，我想她会强调执行中国现有的承诺。”
在上任美国贸易代表之后，戴琦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特朗普时期留下的对华关税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因施认为，戴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国会里的民主党一致：一方面认为特朗普政府正确地指出了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特朗普所采取的关税手段并非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不过拜登政府并不会马上取消这些关税。
事实上，拜登此前表示，他不会在上任后立刻取消特朗普的关税或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是要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莱因施说：“我不认为他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决定。”
另一个问题在于是否要重返特朗普政府所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戴琦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供职期间曾担任TPP谈判的法律顾问。这份经验使得她能够在拜登一旦决定重返CPTPP的情况下，快速上手，展开协议的重新谈判，并且更清楚什么样的协议更能够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贸易专家杰夫·肖特认为，是否重返CPTPP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涉及到外交政策的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因施也认为，重返CPTPP的压力并不会来自戴琦等贸易顾问，而是会来自拜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他的国安顾问会告诉他，重返CPTPP很重要，因为这对于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而言很重要。我认为，他的贸易顾问们会站出来说，不要这么快加入，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而最后将由总统来做决定。”
莱因施预计，拜登政府会采取民主党政府一贯的策略 - 先表示对现有贸易协定的不满，并承诺要改进它，然后展开谈判，之后宣布可以重新加入了，因为协议已经得到了改善。
他说：“他们会表达重新加入CPTPP的兴趣，然后由戴琦来考虑如何改善现有条款，最终让拜登感觉可以重新加入了。”
此外，戴琦在上任美国贸易代表之后会对WTO采取怎样的态度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戴琦具有在WTO的框架内解决美中贸易纠纷的成功经验，她会更倾向于借助这个多边平台达成美国的诉求。而且她非常熟悉WTO的运作，并深谙其优劣之处，能够有效推动该组织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改革。
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莱因施认为，虽然戴琦会很乐于在WTO向中国提起诉讼，但这还要取决于美国的企业能否提供有力的案子。此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肖特认为，由于目前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很多担忧并不在WTO的职责范围内，WTO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和拜登所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人不同，戴琦并没有长期与拜登共事的深厚交情，不属于拜登身边的“小圈子”，她未来能够对拜登的决策产生多大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对于贸易代表而言，比制定政策更重要的，是执行总统所作出的政策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