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广西律师吴良述在当地法院遭法警踢踏、撕坏衣裤一事，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果，法官和律师的朋友圈也随着与吴律师的衣裤一起被撕裂。
6月3日，吴良述律师因一宗合同纠纷案到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立案，他向工作人员所要收件回执无果后，被法警怀疑用手机录音录像。吴良述拒绝交出手机，随后被几名法警放倒在地，踢踏胸口，还撕坏了他的衣裤。
昨天，由南宁市中院、公安局、司法局和律协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果，承认涉事法警滥用强制手段，但否认“殴打”，称法警是为了抢夺手机，并非故意伤害律师。同时，调查组还要求法院向吴良述律师道歉，并改进工作作风。
调查结果公布后，律师和法官群体都有不满。一些律师认为吴良述一人遭几名法警合力放倒，胸口被踩踏，说“没有殴打”似乎说不过去，更何况吴良述是在法庭公共区域内，并非审判庭上，即便录音录像也并不违法；也有不少人在微博上说，如果是律师撕了法警的裤子，恐怕早已被逮捕。
千千法言在《那条该死的邪恶破裤》一文中表达了律师们的不满：你明明都承认“背后控制，放倒在地，脚踏胸口”这一系列无缝对接的专业散打动作的发生了，却因为“没有伤害的故意”，而得出“不属于殴打”的结论。这得有多高的智商才能把“伤害”与“殴打”两个法律感念如此关联啊。
而一些法官则认为这个处理结果是对“死磕派”律师的让步，会助长藐视法庭的行为。
死磕律师
在中国，由于公权力量强大，司法不够独立，公诉案件中嫌疑人难以获得高质量的辩护，也几乎没有脱罪的可能。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6年对媒体表示，中国法庭对刑事案件的定罪率在99%以上。
因此，在公诉案件中（尤其是扫黄打非等整治运动期间的案件），辩护律师通常只能在认罪态度和量刑长短等细节上替当事人作一些争取。但也有一些律师在法庭上态度较为强硬、不愿妥协，有时甚至会公开指出一些案件中的利益冲突，要求公诉人、审判长“回避”等。
因为他们强硬的态度，坊间将他们称为“死磕派”律师。
近年来，关于“死磕派”律师的讨论不绝于耳。支持者认为死磕派律师的强硬使得公检法办案时不得不更加顾及嫌疑人的权益，对减少刑讯逼供和政治干预有积极作用。
2013年7月，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一文，文章肯定了死磕派律师限制公权力、推动司法独立的作用，但也要求律师不要“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而反对者则认为一些死磕派律师通过媒体、上访等手段施压司法，反而是对司法独立的一种伤害。
习近平重提“刀把子” 法律界二元对立
吴良述律师被打事件发生后，在网上颇受关注的“80后”法官赵俊（网名桂公梓）撰文《如果司法的脊梁塌了》。文章说，联合调查组的处理结果公布后，法官们“哀叹死磕胜利，司法权威扫地”。
今年33岁的赵俊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据《新京报》报道，赵俊从2009年期就用笔名“桂公梓”写作，除了科普法律常识之外还写科幻小说。
2015年，赵俊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一些当事人不尊重法院判决，不顾事实，总是通过上访、示威等方式影响司法。而政府“维稳第一”的办事思路导致闹得最凶的当事人总是能得到最多赔偿。
对于吴良述律师被打事件，赵俊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不是故意找茬死磕、有没有过激言行，这些问题在没有公布录像前谁也没法下定论。”
赵俊还呼吁“司法行政部门对吴律师的行为进行追查和整改”。
而北京维诗律师事务所的杨安进律师则不同意赵俊的看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发布文章，认为赵俊法官的态度代表了律师和法官的对立，是“打群架”的心理。
杨安进律师认为，律师群体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与法院作对，而司法行政部门则手握律师的饭碗，如此利用权力打击报复的做法“不够厚道”。
2015年1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刀把子论”，要求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当时旅美学者和评论人士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重提“刀把子论”，是一种话语的错乱，可以看出依法治国远远不像很多人先前估计的那么乐观。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也在博客上重发了一篇谈法律界“二元对立”的旧文，文章是他在《律师文摘》2015年年会上的发言稿。毛立新认为公检法系统的法律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体制内的干部，已形成“政法共同体”，排斥律师。
文章说，中国目前法律职业群体严重割裂，律师很难与公检法对话。
毛立新说，中国的刑事辩护率低于30%，而且相比侦控机关对舆论的操纵，“死磕律师”其实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许多冤假错案一旦形成，司法就不再在意舆论。
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根源还是司法不独立，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名为“千千法言”的网友期待着这次吴良述律师的被撕裤子的事件可以改善些什么，规范一些什么。在法制的道路上，这些不断地撕裂，死亡，再撕裂，再死亡的事件，最终会来一次彻底的蜕变----涅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