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未来几年之内，如果这个政策不改变，大多数中国新闻机构在美国的存在会慢慢消失。”中国某官媒常驻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谈到美国政府最近针对中国驻美官媒采取的限制措施时对美国之音如是说。由于涉及敏感话题，这位记者要求不透露他的身份。
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政府已经驱逐了三家美国报纸的驻华记者。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因拿不到签证而不得不在5月8日离开中国，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24年的记者生涯。
“离开这里，我心中充满了悲伤，也对那些让这个国家成为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家人与朋友充满感激，” 他临走前在一则推文中告别中国。
“你知道，它突然之间就结束了。这是毁灭性的，”直到最近还是《华尔街日报》驻京首席记者的魏玲灵（Lingling Wei）在一个讨论会上谈到她被迫离开中国的情形时这样说。
围绕媒体待遇的最新一波角力
在美中关系陷入低谷之际，北京和华盛顿围绕媒体和记者待遇展开了最新一波角力。
2月18日，美国国务院要求五家中国官媒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使团。它们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和CGTN已在2018年被美国司法部要求按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注册。
一天后，北京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这一“恶意攻击和抹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评论文章为由，宣布驱逐该报的三名记者。
随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2日宣布，对五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国营媒体机构的中方在美人员人数设定上限，从之前的总共160人削减到100人，并限期这些中国官媒机构在3月13日前履行新的人数限制规定。
3月18日，北京宣布了反制措施。外交部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产信息。当局还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交还记者证，而且今后不得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这实际上是驱逐了三家大报的驻华记者。
5月8日，就在《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离开中国的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在非美国的新闻媒体中工作的中国记者的工作签证将被限制在90天，可以申请延期，但期限也只有90天。他们在8月8日之前必须申请签证的延期，否则就得离开美国。
此前，美国给大多数持有I签证的中国记者的是开放式、单次入境签证。美国给予其他国家的记者是五年有效、多次往返的签证。
中国给外国记者的签证通常为一年，每年要申请续签。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今年3月2日的一份报告说，自从2013年以来，有九名记者被中国当局驱逐或拒绝延长签证，有十余人的签证只有六个月甚至更短。该组织说：“中国当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签证当武器对付外国记者。”
宣传手与新闻记者
不断加剧的媒体战发生在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之际。美国官员认为，在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中，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姓党”的中国官媒是一个威胁，这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利用官媒的驻外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起宣传战，而且这些机构也能为情报人员提供掩护。
蓬佩奥国务卿3月2日宣布对中国驻美五家官媒实行人员上限时还谈到了对等原则。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对等。就像我们在美中关系其它领域所做的一样，我们寻求建立早就应有的公平竞争场地。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将促使北京采取更为公平和对等的方式来对待美国和其他驻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信守其尊重言论自由包括新闻业者言论自由的国际义务。”
那位中国官媒驻美记者谈到了华盛顿的限制措施给他的同事们带来的不安。
“很焦虑。普遍非常焦虑，”他说，“他们第一焦虑的是他们的签证能不能得到续签，能在美国工作多久；第二个，他们在美国的工作会不会受到美方的进一步压缩和打压。”
美国官员说，中国官媒人员在美国所从事的工作是为共产党宣传，出于对全世界新闻业者的尊重，他们拒绝把这些官媒人员称为“记者"。
美国时事评论人士章家敦（Gordon Chang）说，这些官媒记者确实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记者，美国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限制。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不是我们认为的新闻记者。他们自己就称他们是宣传工作者。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间谍。因此，我们需要更严密地控制它们在美国的活动。”
这位《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的作者说，他在美国与一些中国记者有过接触，他认为他们也想做真正的记者，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的宣传机构工作，不得不接受严格的政治控制。
他说：“他们可能像记者那样运作，但国家不允许他们像我们认为的记者那样行事。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概念。”
一位曾经在中国官媒驻外机构工作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就像我，我也是受过专业的新闻训练，我也知道新闻该怎么写，应该秉持怎么样的标准。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你说他们是不是有宣传的意味在里头，当然是有。”
曾经担任过《洛杉矶时报》和合众国际社等媒体的驻京记者桑万（Scott Savitt）认为，中国的记者假如被允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好的记者。
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日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记者。”
在美国的中国官媒记者如何报道美国
那位正在准备申请签证延期的中国官媒驻美记者承认，中国当局现在对驻美记者的报道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包括不报道美国的积极面。
他说：“早一些年的中国媒体的涉美报道中非常常见，就是人家的废水污染是怎么处理的，人家的经济创新是怎么搞的，但现在，最近几年是越来越少，不是我们不愿意报道，是报道方针出现了不一样。”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和美中关系的转冷，这位记者说，中国政府的新闻控制让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他说：“我说句老实话，中国记者、媒体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授意，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采访到支持中国的声音，这在美国就比较困难。”
这种困难之一是因为美国国内支持北京的声音越来越难找了；即使那些原本愿意接受采访的被称为“知华派”专家也发现，自己的声音并没有被中国官媒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当局只登出他们喜欢的那部分言论，而他们的另一部分言论则不予采用，这样一来他们现在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了；那位中国官媒记者还说，在当前氛围下，还有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如果他们接受采访而且评论被当成亲共言论出现在中国官媒，他们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受到抨击。
在美国警惕并谴责中国政府散布虚假信息甚至干预美国选举之际，这位中国官媒驻美记者还说，他们如今连报道美国负面新闻都不那么容易了。
他说：“你报道美国有什么好吧，它肯定是不行，你报道美国坏吧，它也是件越来越大的问题。”
曾经在中国官方驻外媒体工作过的那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跟前些年相比，中国记者的报道空间进一步收缩了，这不仅体现在对一些表达方式的限制上；它也体现在对一些敏感话题不准自由报道，而是采用新华社通稿的做法上。
这位资深华文记者说：“即便那会儿有一些时候会比较委婉一些，但是也不会说完全不报。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报道尺度应该是严格了许多，因为我看他们现在的报道，有一些议题上，只有一个方面的声音。比如说说中国的坏话，或者说跟中国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报道。”
他说，他在外面采访的时候，一些中国官媒的记者有时会请教他，在某个议题上应该采访哪位美国专家，他通常给他们的答复是：“他们说的你能报吗？”
他说：“他们也没有直接的正面回应，有些时候就那么笑一笑。”
驻美记者在中国整个社会算是相对理性群体？
那位中国官媒驻美记者说，美国要求中国新闻媒体登记为外国使团或是外国代理人以及对他们的报道提出批评虽然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但他最担心的是美国对中国记者的签证限制带来的长期影响。
他说，即使目前在美国的中国记者通过续签可以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但对于大批在中国等待接替他们的人来说，他们会因为目前的这种签证政策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而选择不来美国工作了，长此以往，中国的新闻机构会找不到愿意来美国常驻的中国记者。
他对此感到可惜。他觉得，不管美国方面如何看待中国驻美记者，但是在中国整个社会中间，他们相比之下是属于比较理性、温和的人，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看美国也比较透，对美国也有感情，认同美国的理念，而美国打击的正是这些人。
他觉得，没了他们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中国网络上有关于美国的假新闻和阴谋论内容将会更加泛滥。
美国新闻界人士警告信息寒冬
另一方面，美国的媒体人则担心，中国驱赶美国记者会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这对北京或是华盛顿以及两国的投资人和企业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人甚至提出了“信息寒冬”的说法。
最近离开中国的《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魏玲灵在参加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中国事务主编沃泰姆（David Wertime）主持的一个圆桌讨论会上说：“潜在的信息寒冬真的在发生。如今，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然渴望了解中国，与中国交往。来自中国的信息质量下降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的马库斯·布劳奇利（Marcus Brauchli）在同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信息透明流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国公司到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美国的投资人依靠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来了解其投资状况。中国公司想在美国开展业务，我们已经看到并非所有中国公司都了解美国的政治局势。我认为，他们实际上可以从更好的信息流通中受益。他们可能会犯更少的导致他们与美国政府产生冲突的错误。”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认为，与以前相比，美国现在获得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还是很多的，在他看来，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获得高质量的、没有偏见的信息。他说，在美国的一些优秀的记者被赶出中国以后，美国有关中国的报道和信息质量也会下降，因此美国洞悉中国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的能力也会减少。
他还认为，这些被北京驱逐的记者不得不在中国境外报道中国，这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从本地发报道的优势。
他说：“许多记者将前往美国或台湾重新安营扎寨。这突出了意识形态差异的程度。试想一下，如果有一群西方记者都驻在台北报道北京。你知道驻台北会有驻台北的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原来驻在中国现在转到美国运作的记者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
被赶出中国的美国记者有的前往台湾，有的回到美国，继续报道中国事务。
美中两国的做法已经不对等？
那位中国官媒驻美记者称，美国政府谈对等，但是在对记者签证的限制上，美方已经不对等了，因为美方给所有驻美国的中国记者的签证期限现在都是90天，但中国给外国记者发放的是一年有效多次入境的签证。
不过，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3月2日发布的报告说，2019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拿到的是不足12个月的记者签证，而是有效期为六个月、三月、甚至是仅30天的签证，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中文部驻京记者叶兵说，他的记者证有效期从一年缩短到六个月，最近又被减少到三个月。除此以外，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一些美国媒体雇佣的中国新闻助理也被中国当局解雇。
前美国驻京记者桑万虽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对驻美中国记者施加限制，但对那种“美国政府对中国记者的待遇比中国当局对外国记者的待遇还要差”的说法，他绝对不敢苟同。
他说：“柯达德（Todd Carrel）曾经是美国广播公司驻北京分社社长。他在天安门屠杀事件三周年的时候遭到中国警方殴打。他被永久性的致残了。没有哪个中国记者的脊椎受到美国警察的伤害。”
当天遭到中国警方逮捕或是殴打的除了这位美国记者以外，还有其他九位外国驻京记者。
1980年代初就到中国留学的桑万说，只要是好的记者在中国都会遭到警方的刁难、粗暴的对待甚至是殴打。而中国记者根本没有听说或根本就不知道柯达德是谁。
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不少驻京记者在中国进行报道时都遭到了中国警方的粗暴对待。目前是美国国安会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Matt Pottinger）在担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期间就受过中国警方殴打。《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潘文（John Pomfret）曾经也挨过中国警察的打。
近年来，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报道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监控，他们在被当局认为是敏感的地方或是对敏感的人或事件进行采访时往往会受到骚扰甚至是扣押。
最近被赶出中国的《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麦思理（Steven Lee Myers）6月11日在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美中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主持的一个视频讨论会上讲述了他去年在中国新疆采访报道的经历。
他说：“我在那里报道时被当地的警方扣押了三次，我被禁止进行采访工作。对于外国记者来说，这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经历。当你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安全人员或是警察立即会赶到那里，与他们的交道往往会耗上很多个小时。”
他还提到，他有一次与同事在四川的一个藏区采访时就被当地警察送回到机场，并被安排在飞回北京的一架飞机上。
麦思理说，他们还注意到，就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人对外国记者的意图抱有更大的怀疑，对记者也怀有敌意；而那些以往经常接受采访的中国专家、学者现在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
媒体战近期无解
美中两国的记者都认为，近期看不到媒体战化解迹象，尤其是在大选年。
“中美两国目前在媒体战中体现出来的锱铢必较，谁也不愿意后退的这种对抗性做法是最值得忧虑的，”那位中国官媒驻美记者说。
2016年出版了讲述他在中国做记者的经历的《不速之客：一位驻华美国记者》（Crashing the Party: An American Reporter in China）的桑万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当局以牙还牙的所谓对等的做法不会有什么效果。
他说：“当大家说应该对等时，我总是对他们说，你可以跟中国以牙还牙，但是他们会整天和你换吃棋子。他们不在乎。他们不能被视为软弱。你对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他们也会反过来对你做。所以这不会达到任何效果。”
时政评论人士章家敦则认为，美国必须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对等的回应。
他说：“目前，我们给他们的准入毫无限制，而中国给我们的准入则极为有限。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求对等。这是我们得到中国任何准入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中国没有任何准入，那他们在我们的社会就不应该有准入，因为他们企图破坏我们，因此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本月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再把中央电视台（CCTV）和中新社等至少四家驻美中国国营新闻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宣布这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