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前中共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病逝世，享年96岁。
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三刊登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说，江泽民“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
文章称“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文章最后称，“前进道路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从1989年6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05年3月8日卸任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国政坛最高舞台上的聚光灯下活跃了将近16年。
如何评价江泽民？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评价江泽民说：“共产党政权的维持者。作为一个大腐败者，作为一个镇压者。他对中国民众的要求，一边进行愚弄，一边进行镇压。今天很多人记住江泽民，就是看到了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著名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他可以说是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和平交出最高权力的人。”
著名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评价说：“他作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执行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经济方面他使中国摆脱了六四以后受制裁的状况。他对共产党来说是个救命恩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民主来说，他还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
著名中国民运人士徐文立说：“江泽民从中国共产党，仅仅从中国共产党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的历史地位从目前来看应该是高于胡锦涛，也高于习近平。”
腐败促稳定
江泽民时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江泽民继续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在他当政期间，中国于2000年5月获得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第二年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为中国进入巨大的美国和西方市场，融入全球化创造了关键性条件和环境。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说：“经济发展，特别是融入全球化，来发展中国经济。我想在这个意义上他必定要和这个全球化的领头羊，要和高科技的输出者美国搞好关系。当时也正是全球信息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江泽民个人也有工程师的训练，所以他也懂得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但是与之而来的是中国官场泛滥成灾的腐败，“无官不贪”的说法便始于江泽民时期。
吴国光博士说：“在江泽民的时期，我们看到中共的政权、中共的官员腐败是非常严重。整个中共的党政精英大面积的极其严重的腐败是从1990年代中期蔓延开来的。我想也是因为他要收买共产党的精英。”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六四屠杀以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中共精英内部曾经普遍信念破灭，感觉中共政权没有前途了。江泽民通过经济改革开放稳住了中共政权。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开放使政治精英们可以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发财，结果使他们强烈认同这个政权。
吴国光博士说：“特别严重的是在江的时期，由官员的，个别官员的腐败发展成大面积的高层的、中层的，乃至底层的官员家族的腐败，这个可能比古今中外任何时期、任何政权在这方面的腐败程度都要严重。这当然就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指出，在64之前中共腐败的程度还比较低，但是已经出现价格双轨制，就是官商结合，“官倒”、“官商”就出来了，引起民众广泛不满。这也是89民运规模那么大，得到一般老百姓支持很重要的因素。64之后中共一度考虑过要反腐败，甚至解散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胡平说：“可是过了一会，很快当局就明白过来了，就回过神来了，觉得大可不必嘛。说原来我们怕腐败，就是怕老百姓不满了然后去支持民运。现在我们人都杀了，谁敢反对，他们不满意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它这个时候又发现腐败对他们自己大有好处。”
胡平说，当时中国流行两句话：一句是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没有打天下的经历，凭什么服众呢？
胡平说：“当时64之后，苏东巨变之后，党内干部中的思想混乱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时候你打开了方便腐败的方便之门，大家都去腐败去了，利用你的权力，利用你的地位就迅速的就去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能够这么快地富起来是和这个体制分不开，所以他们对这个体制就会采取一种比较维护的态度。所以当时腐败那个时候确实是起到了维护共产党专制政权这么个作用。
胡平说，另外一句话就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因为允许腐败，所以使经济改革比较顺利。在64之前，中共党内在经济改革问题上还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到了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在江泽民时期就没有了。
胡平说：“经济上都成改革派了，因为那些官大小官都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奇财。所以当时腐败在当年的中共，对中国政权来说，政治上起到了维护、帮助维持一党专制的作用；在经济上起到了深化改革作用。”
尽管江泽民禁止军队、武警经商，还查处过赖昌星行贿腐败案，但是他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造，形成了专家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造成大量腐败，而且将腐败推向世界。
吴国光博士说：“克林顿上台以后，没两年你看着他访问中国，实际上就从那就开启了中美的精英之间合伙发财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中国的中共大面积的腐败，开始侵蚀西方民主，也是从江泽民那个时候开始的。”
江泽民和美国，亦敌亦友
江泽民当政时期，美中关系经历过多次紧张时刻。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为了恫吓台湾，干预选举，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且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美国随即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对中国形成威慑。
1999年5月，在北约组织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飞机轰炸。
2001年4月，一架美军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与前来驱赶的中国军机相撞，中国军机机毁人亡，美军侦察机迫降海南岛。
然而这些事件最后都没有影响美中关系的实质性发展。江泽民先后两次正式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也先后访问了中国。
吴国光博士说：“在江泽民时代可以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既有握手言欢，又有剑拔弩张。既有像第三次台海危机，1996年台海危机，也有互相拥抱，一起闷声发大财。”
许多人认为，江泽民对美国具有相当的好感。江泽民曾经当着大学生的面背诵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他当着外国人大讲英文，唱英文歌；他在对香港记者发飙时脱口而出赞扬采访过他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他还允许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中国采访几十人，给他写传记。
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 江泽民传》一书中记述，“‘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胡平说：“跟他（江泽民）的教育背景，他的英文说那么溜，他那一代人受的又是民国时候受的比较西式的教育，交大这种学校出来的。毫无疑问和胡锦涛，尤其是和习近平相比，江泽民显然是更亲美。这个除了和他早前的教育背景有可能有一定关系之外，我想这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因为就像邓小平讲过的嘛，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胡平指出，在那个时候中国以经济而言，和美国和西方的差距还非常大。所以上上下下普遍的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崇美。
胡平说：“一提起美国来，从邓小平这些人开始，到美国，到日本去，都是抱着很谨慎的态度的。也就是那时候整个中共上层相当一批人，不用说民间了，对美国确实是比较仰视的嘛。这个大背景有跟他两者都有关系，跟他个人的观念有关系，和当时的大背景也有关系。”
徐文立说：江泽民相比较胡锦涛也罢，还有习近平也罢，他的知识结构比他们稍微丰满一些，多多少少接受过一些西方的人文教育。他多多少少还体现了一点西方的文明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痕迹。这个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代还有一点点西方文明的表现。但是不表明他真正地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只是他作为一个伪装自己的一个手段而已。
这一点来说，江泽民比其他的共产党的党魁要聪明一些。”
吴国光博士说：“对一个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的评价，主要的不在于看他个人的性格，说他是喜欢喝白酒还是喜欢喝红酒，他是能说几句英语还是不能说几句英语。这个东西可能也起点作用，但是我觉得相对的非常非常的边缘。还是要看他作为政治领导人领导的政权是什么性质，他对于这个性质是怎么样看，他在他这个国家当时在国际舞台上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吴国光认为，美中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常常针锋相对的地步，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本质没有改变。
吴国光说：“他愚弄民众，继续中共的宣传洗脑，特别是在1989以后，掀起民族主义洗脑的浪潮。”
吴国光认为，尽管中共从未停止洗脑宣传，但是在1980年代稍有减弱，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不愿意再继续进行愚弄民众的宣传洗脑。六四镇压之后，由江泽民开始的民族主义洗脑也给美中关系的持续对立和恶化打下了中国的民众基础。
（全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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