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中国学者指出，曾经敬仰、憧憬中国的日本人现在“厌恶”与“恐惧”中国。日本一些学者虽然不全赞同中国学者的看法，但也不能否认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看中国确有从仰视变成俯视的结果，而且近代的俯视似乎随着与中国交往越深、接触越多，越趋深刻与固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王秀丽、梁云祥所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一书中说，“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也远远低于西方欧美文化。”
对此，为该书撰写序言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把产生这一缺憾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而中国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进入日本社会。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很低的’”。
王缉思在序言里也提到日本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说，“包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对他的几位中国学生缺乏诚信的评论，都令人痛心” 。
对王缉思的序言，天儿慧说：“这本中国书的书名比我的日文书《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怎样与中国交往）在中国译成中文版的书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多了“印象”两个字，我不记得曾接受过王秀丽或梁云祥采访，我估计他们是引用我书中的记述。”
设了解障碍
天儿慧在他的日文书中，记述了多个令他俯视中国人的案例。该书第一章标题就是“相互理解的难-我的体验”。在第一节“讯息壁、政治壁”中，他讲述了这么个故事：1975年约20名首批中国学生来到日本留学东京大学，他们都是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天儿慧当时已开始研究中国，本着有机会想理解中国人、学习中国的愿望，天儿慧想加深与中国留学生们的交往，就请中国留学生一起吃饭或喝茶，但无论怎么邀请都遭拒绝。多年以后天儿慧与其中几人已成了朋友，有一次他问，“你们当时是觉得我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警惕我吧？”对方暧昧地笑了，但没否定。
天儿慧说：“事实上他们看来完全被中国驻日大使馆控制，禁止个人与日本人接触”。
天儿慧表示，“二战后，在普通交流完全被闭锁和极为有限的单方面讯息中，（中国人）没有客观理解日本人的可能，日本人也极难取得中国讯息。现在说来难以令人置信，1970年代日本通常把中国的文革视为‘值得肯定’、‘辉煌成果’。”
在“向既得权益执着”一节中，天儿慧说了这样的故事：1986年至1988年，天儿慧在日本驻中国使馆工作，基于外务省中国课有聘请中国年轻研究人员访日学术交流的机会，天儿慧推荐了几个人选，包括著书时任党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任海南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迟福林、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严家其等，但这些人所在的国务院属下机构制造繁琐手续百般刁难，目的不是为了让儿子，便是让自己部下顶替，天儿慧眼见期限将过，气得另寻人选时，这些机构内部传出消息说，“他们已给你贴上危险人物、间谍的标签”。
人格受质疑
令天儿慧鄙视的也不止是中国的方针和衙门机构里的贪欲，在“两股膏药性的人际关系方法”一节中，他又说了这样的故事：1988年天儿慧结束在北京的工作，回冲绳琉球大学大学院任教。此前他刚好出了本书，这时有个留学冲绳国际大学的中国女生来访，说读了他的书很感动，希望他收作研究生。当时琉球大学大学院考试已结束，但基于这位中国学生的热忱，天儿慧找了校方商量，最终作为“第二次募集”给了这位中国女生入学机会。谁知这位女生其实同时报考了其它大学并获得入取，于是远走高飞。剩下进退尴尬的天儿慧才明白这个女生说感动等等的话全是谎言。
天儿慧自责自己烂好人，几年后在东京又遭遇一次同样难堪。天儿慧在书中写道，“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股膏药的问题。千保石等的调查研究也展示得很明确‘两股膏药指两面派、两张舌头，（中国人里）两人中就有一个或更多，……有社会的原因，人们不做两股膏药就不能生存，……严峻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中国人事实上常有第二好策略、第三好策略、第二坏策略在手中翻弄。”
作为研究中国数十年的天儿慧并非靠日本媒体来了解中国，而是体会，但越了解、越深交，感慨越多、教训越多。天儿慧的体验其实也不独到，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几乎人人都遭遇过中国人谎言蒙骗、不守信用、忘恩负义、两面三刀等经历，只是说不说、写不写的分别而已。
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一般还是通过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认识的中国人，并非街头流痞。十多年前一名上海著名大学的退休教授委托日本人教授朋友替他的侄女疏通进学渠道，这位平时学究型的中国教授面不改容地说，他的侄女考日本一桥大学成绩不大好，希望能找人疏通入学。听了这话的日本教授瞠目结舌，最终什么也没答，只是从此便没与这位中国教授再来往。
天安门事件
最近，少数日本传媒也报道了中国出版《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这本书，但整体来看日本主流社会不关心日本人什么时候、为什么看中国从仰视到俯视的变化。东京大学教授石井明说，“这恐怕是个没人研究过的题目”。
天儿慧说：“这个很难说，但至少二战后日本人对中国印象变坏，天安门事件是个关键的转折点。中日建交到天安门事件前，基本上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好的。当然反华的人从来很多，可是就算有教科书等等历史纠纷，一般民众对中国印象还是好的。可是天安门事件让日本人真的想‘这是什么国家呢’、‘原来中国就是这样的’。
“后来1992年中国核试验增加了日本人的恶感，但随后天皇访华，关系又有所改善。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了，可是经济崛起的中国并没感谢日本援助和协助，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反而恩将仇报地在联合国打压日本。伴随军事崛起，中国更在东中国海威胁日本，南中国海的行动也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加深了对中国的恶劣印象。”
中日关系肯定搞不好、中国人很麻烦的观念在日本已相当固定。石井明也指出，有些恶劣印象并非来自于日中纠纷，“例如中国毒食品，让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原来是这样’，是有轻蔑感”。
近年中日民间交往增加，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光来自传媒报道，更多的概念是通过身边的中国人行为确认。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以技术研修生名义到日本打工的中国人、留学生、访日的中国游客，可能谁都不曾想过自己的一举一动与民族和国家形象有关联。但事实上，在日本，每个中国人的行为都影响着目睹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王缉思认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的概念，至少过时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