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日两国民间感情不断恶化的现实已成为两国关系“新常态”。曾几何时，日本敬仰、憧憬的中国成了部分中国学者指出日本人“厌恶”与“恐惧”的对象。对于中国学者的看法，日本一些学者虽不全同意，但也不能否认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已从仰视变俯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为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写的序言，形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尤其是自甲午战争（1894年，日本称日清战争）起，“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在‘仰视’和‘俯视’之间两次交替，今天又出现了‘厌恶’和‘恐惧’，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特例，也是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特例”。
两次交替论
王缉思指的两次“仰视”和“俯视”交替时期是甲午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在日本研究中国和中日关系的学者之间，认为日清战争是日本开始蔑视中国的转折点也较常见，因为日清战争日本240616兵力战胜中国630000兵力，中国死伤35000人，日本战、病死伤17058人的记录连日本自己也由惊讶衍生出对大清帝国的轻蔑，这是中国《汉书》记载公元前1世纪的倭国以来，近2000年双方交往史中，日本首次对文化源头的中国从仰视变成俯视的明显转折点。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说，仔细寻找依据后，可以发现其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日本社会就有蔑视中国的痕迹。他说：“日清战争前，约在鸦片战争后的明治时代印刷品中就能看到不少日本人称清国人为‘清国佬’，‘佬’字就带有轻蔑意思。当时有日本武士到上海，看到上海落后的风貌后说‘原来清国只不过如此，清国佬再没有值得日本学的东西了’”。
石井指出，日清战争结果是促使已开始学西洋科技与文化的日本，奠定了蔑视中国的意识。后来日本再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更是自信心大膨胀，以至于目空世界，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直至二战结束。
留学成果差异
另一方面，1860年至1870年期间，清朝伴随洋务运动也开始学西方，对外派遣留学生。日本同志社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872年起4年期间清朝每年选送12岁至16岁的30名少年作为公费留学生去美国，是清朝最早对外派遣留学生的记录，当时被称为“幼童留美”；1875年清朝又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送卞长胜等7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军事，甲午战争时北洋水师内也有留过学的军人。
但中国真正学到的西方科技有限，北洋水师的洋炮甚至在甲午战争中没打响。比较中日学生留学成果，1896年出生的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是日本早期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他指出日本人留学后是把自己学到的科技带回国实践，乃至发扬光大；中国人则基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意识，回国后大部分为官，甚至从未实践过。这是中日两国对官员和技匠的价值全然不同的概念，也导致中日学西方科技效果悬殊。
石井指出，明治时代日本已学得了西方科技和文化成果，清国人为了节省留学费用，流行留学日本，这也进一步奠定日本人对清朝、民国的人都要来学日本生出了优越感。即使在甲午战争后，清朝留学日本的人数也超过两万人。民国依旧，孙文、蒋介石、周恩来、鲁迅都留学过日本。
仰视战胜国
王缉思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印象》序言中说:“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日俄战争重创俄国之后，日本转而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乃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其时的日本不仅经济凋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无权拥有正规军队。按理说，战后的日本该仰视中国了。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又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
王缉思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再次对中国充满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这次的崇拜与憧憬不同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长期抱有的崇拜与憧憬，而是一种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国家的向往，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他指出，日本意识到近代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所以还存在多一层反省和赎罪意识。他认为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及后来的几年让日本人再次对中国失望。而中日建交以后，日本更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实力也远超中国，不少日本人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帮助中国改变落后状况，结果是‘仰视’又变成‘俯视’”。
石井不认为二战后日本看中国的眼光有仰视变化，他说：“在日本眼里，美国才是战胜国，中国并没有战胜日本”。他也不认为二战后日本俯视中国的原因是文革，他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才影响了日本人审视中国的目光。
关键的事件
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同年起日本内阁府至今每年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都包含对中国的印象、感情等调查。该调查制作成图表明确显示，1989年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民意大幅下滑，相反的情绪则大幅上升。经过几年接近的数字后，1996年没亲近感的民意首次超过有亲近感的民意，最大原因是1995年起中国台海军演导致的“台海飞弹危机”。
石井还指出中日从建交起关系就不正常，“中日建交是中美改善关系的附属品，日本是美国的反共‘桥头堡’；而中国宽大地与日本建交，是急于针对苏联这个头号敌人的外交需要。可是中国国民不满政府宽大，虽然当时不少经过战争的日本人被中国的宽大感动，重新拾起对中国崇敬和赎罪心，认为日本该用经济援助来变相赔偿中国。但没经过战争的日本人并没赎罪意识，在老一代人逐渐淡出后，现代日本社会主流是把经济援助中国视为协助中国摆脱落后”。
石井也否定王缉思指日本人不是仰视便是俯视中国，从来没平等看待中国的论点。他说：“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制裁中国，日本不仅最早解除制裁，而且1992年天皇访华，当时的宫泽喜一政权提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设想，就是倡导两国平等合作，后来海部俊树政权也继续这个设想，只是都没成功”。
交往生反感
石井对仰视变俯视的过程说：“古代日中隔了个难以逾越的浩瀚大海，大部分日本人只能凭想象憧憬中国，但鸦片战争后越看现实的中国越看出中国落后。现代网络发达更容易了解中国，过去我订阅《人民日报》要等运到，现在网络上随时看；现代日中交往也广泛和密切，于是摩擦也就增加了，这不可避免，甚至很正常。现代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碎合作友好，都要有利自己国家利益，有互利最好，但对立或许才正常，外交是怎么去化解对立”。
由交往中国人而生出反感印象的日本人也很常见，长年研究中国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对现代日本俯视中国的原因既有体会，也有分析，篇幅有限，请看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