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星期五(9月20日)宣布将向美国公司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奖励资金，以促进用于电动汽车的先进电池和其他材料的国内生产，这是持续推动降低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其他电子产品电池生产中的全球主导地位的一部分。但美国智库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核电、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先进产业的崛起正在加速。美国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强大、自觉的作用才能在这场“吾赢彼输”的竞争中抗衡中国。
白宫经济顾问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说：“今天的奖励项目使我们更接近实现行政当局的目标，也就是在美国建立电池和关键矿物的端到端供应链，从采矿到加工再到制造和回收，这对于减少中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
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 星期三(9月18日)在国会山发布一份历经20个月、关于中国在10个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的调查报告结果发现，尽管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赶上世界创新领导者，但正在取得极其迅速的进步，而且在未来10到20年，中国很可能在大多数先进行业中达到或非常接近全球创新前沿。
报告显示，中国在核能方面领先；在电动汽车与电池方面与全球水平持平；在机器人、显示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接近领先；但在化工、机床、半导体和生物技术方面则相对落后。除了半导体领域因出口管制而进展受阻，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进展速度“惊人”。报告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应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创新浪潮，美国及其盟友将很快将被迫追赶中国。
ITIF主席和创始人、报告作者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中国的创新速度令他惊讶。“他们现在的创新速度不是每小时20英里，而是100英里。他们投入了如此多的工作、努力、资金、科学家和（研究）中心……。”
报告警告说，“几十年后，我们可能会身处一个中国对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世界”，“除非美国的技术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接受‘国家权力资本主义’，否则美国不太可能在众多先进产业中保持与中国的竞争地位”。
站在美国的肩膀上的中国创新
报告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和在建的核电站数量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在大规模部署第四代核反应堆方面可能比美国领先10到15年；中国生产了全球62%的电动汽车和77%的电动汽车电池；2024年，全球大部分新芯片制造能力将建在中国；从2017年到2021年，中国的新临床药物试验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等等。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星期三在该报告的简报会上发表演讲指出，这些统计数据应该对全球各国敲响警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任何依赖或开放的大门，都会在中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被武器化。这不是猜测：这是我们已经见过无数次的剧本。”他说。
穆勒纳尔说，中共利用美国提供的技术工具，构建了新的监控链条，不仅束缚中国人民, 还试图将这些锁链延伸到全球，包括美国本土。中共将经济视为政治的延伸，通过消除竞争来赢得胜利。合资和投资公司是中国企业消灭美国企业而不是与美国企业合作的工具。他说：“列宁曾说过：‘资本家会卖给我们用来绞死他们的绳索’, 中国共产党深刻领会了列宁的观点。”
前美国国务院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政策与战略主任里克·斯威策（Rick Switzer）在简报会上指出，中国今天所处的创新地位并不完全是靠偷窃得来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和外国公司和大学合作，通过在国外学习的学生或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员工等合法手段获取的。
他说，约70%的来自大陆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专业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后最终进入了中国公司和国有实验室工作。比如全美最好的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材料科学项目为中国培养的新教授和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数量达到为美国培养的八倍之多。
“能够从通过我们系统的应届毕业生和博士后中回收创新的抗体，是中国保持创新活力并成为‘快速追随者、同行甚至行业领导者’的关键要素之一。”斯威策说。
斯威策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建立创新体系，包括美中的大学合作可以追溯到八九十年代， 帮助中国建立了卫星学校、培训教授、建立研究所，比如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帮助中国完善同行评审流程。
“美国政府介入并帮助支持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因此，中国一直站在美国的肩膀上。我们是导师，教他们如何从头开始建立创新体系，但中国越来越不需要我们。中国把我们从驾驶座上移走，自己坐上去。现在我们有点像是坐在副驾驶座上，帮点小忙，但他们很快就会把我们踢出车外。中国真的很快就能真的自己进行创新了。”斯威策说。
斯威策指出，美国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与中国的合作发表的论文比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合作都要多。“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工业综合体)完全交织在一起，但中国从中受益最多。因此，现在的大趋势是，中国继续不受约束地获取美国的创新能力，以推动自身的创新体系。”他说。
阿特金森指出，中国最初的知识注入通常来自欧美外企或大学，虽然这些年来，这种注入相对下降了。不过，他指出，如果起初没有外国公司的技术扶持，中国很容易就会比现在落后10年。“比如华为，如果没有与欧洲、日本和美国的电信设备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这家电信公司可能就不会存在。一位中国官员曾经说过，这些公司伟大的老师，教我们如何建立华为。”
靠政府兴奋剂维持生存的“喷火龙”
ITIF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共快速的创新进步还源于中共决心在众多先进行业中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 2006年就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5 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计划，随后⼜出台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许多针对单个技术和行业的具体行动计划。随着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习近平近年来大力强调“双循环”、“新质生产力”等概念，以降低对外依存度，实现自主创新。
报告说，与美国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模式基于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优势的同时削弱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形成良性循环，而让竞争对手形成恶性循环。
“习近平的领导⾸先关注的是最大化(中国的)全球技术经济权力，包括通过一系列掠夺性的重商主义政策，主要重点是发展中国经济，但牺牲了全球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技术领导力量。” 阿特金森写道。
他比喻说，“中国更像二十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只不过，中国不再是老虎，而是靠政府提供的兴奋剂维持生存的喷火龙。”
前美国国务院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政策与战略主任斯威策表示，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仍然很优秀，问题在于如何将其转化为真正的产品和服务。他说，中国政府所做的就是控制市场准入，同时补贴中国公司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尽管美国无需复制这一点，但需要制定政策来解决这个挑战。
“如果你不像中国那样考虑市场。国内市场是为了支持和培育你的创新企业，国外市场是为了竞争。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允许中国特别是北京制定工业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保护他们的国内市场，而我们却让美国的市场开放竞争。”他说。
阿特金森说，中国不关心生产力，而是专注于获得权力。“中国的目标是主宰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高科技产业。中国的国家投资率是美国的两倍，这是其体系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特别竞争研究项目高级总监丽莎·托宾(Liza Tobin)也在简报会上指出，“中共并不是为了利润、生产力或消费者福利而进行优化，而是为了权力而优化的。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调整，就越好。中国可以创新，这将对美国的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说，中共的剧本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差异。“对美国人来说，经济增长和创新是改善所有参与者福祉的途径。对于中共来说，经济增长和创新是在海内外增加党的权力的工具。”
他举例说，中国的企业家得到政府支持和补贴，外国竞争者则成为知识产权盗窃和经济战的目标。“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和外国公司可能会被当作临时工具使用，在习近平构建的这个体系中，他们没有长期的位置。只有这样的企业家和美国输，中共才能赢。”
中共或将科技创新“武器化”, 台海战争中钳制美国?
ITIF的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成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全球科技经济力量的中心将发生转移，潜在后果包括：中国将不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和其他贸易工具的影响，其军事能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将增强。与此同时，美国的技术生产基础将继续削弱，美元的价值将大幅下跌，或者美国的贸易赤字将扩大。
阿特金森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将经济、贸易和技术视为争夺主导地位的战场, 旨在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他说，如果中国能够获得创新优势，美国出口管制的杠杆力将变为零。
“如果中国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他们可以说，中国不再出口这些产品。如果我们在这些产品上依赖中国，我们到时候该怎么办？现在中国在很多情况下更依赖我们。但如果我们在八九成的事情上依赖他们，中国就有权控制我们。”他说。
目前，中国在大批量生产尖端逻辑半导体芯片方面落后全球领先者约五年，台湾则生产了全球90%的先进半导体芯片。美国情报官员透露，习近平命令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具备武力侵台的能力。
前美国国务院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政策与战略主任斯威策指出，在潜在的台海战争中，中国对于一些产品的禁运意味着美国的作战工业基础将无法运转，甚至整个美国工业生态系统的崩溃。
“我们现在需要的武器系统，很多实际上都是在中国的印刷电路板和传统芯片上运行的。台湾、韩国和中国占驱动我们战争机器的许多关键微电子技术的80%。在台湾战争中，台湾不再向我们供应，韩国也不太可能，而中国是对手。届时，整个美国军事工业基地都停止运作，这些是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面临的真正问题。我们制造出的依赖不仅仅是对中国的依赖，还有对对于中国家门口的那些国家的依赖，中国的军队和军事能力几乎可以立即从全球供应链中撤出，这会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困境中。 ”他说。
美国陆军退役少将约翰·费拉里（John Ferrari）六月份也警告说，中共制造商已深植于美国国防系统，“如果我们与中国开战，而中国停止提供零部件，我们将无法制造所需的飞机和武器。”
阿特金森回顾历史指出，自独立战争后的二百多年来，美国每次都在战争爆发时以压倒性的生产力作出回应，但今天，美国终于遇到能够在生产力上超越它的对手--中国。他还写道，不幸的是，美国很可能到中国入侵台湾时，才会真正进入技术经济的战争状态。
“吾赢彼输”，发明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模式
美国商务部上星期四宣布了新一轮涉及量子计算和先进芯片制造工具的出口管制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2023年8月，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限制美国在中国敏感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斯威策认为，目前美国政府采取的“小院高墙”的防守政策还远远不够，亟需一套积极扶持关键产业的产业政策。
“除非我们制定一项全面的产业政策，专注于市场、市场准入和保护特定行业市场。我们必须拥有这些特定市场才能拥有经济安全，才能让我们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正常运转。如果我们不创造这些市场，那么无论多少投资都无法产生长期可行的企业。这些企业将永远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将永远在与中国的补贴战中失败。 ”他说。
曾在拜登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说，美国政府可以在帮助美国保持工业竞争力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他建议，美国作出结构性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方式。不能只是在边缘上修修补补，零散地推出激励计划和税收抵免。
“美国有很多优势。我们只是缺乏政治意愿。”杜如松说，而中共向来以地缘政治角度看待技术和产能，前进的动力是实现富强和摆脱百年国耻。
“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美国的最终结果就会陷入去工业化的局面，专注于大宗商品、逃税、房地产和旅游业，而不是工业。我想任何人都不希望如此，但这就是大势所趋。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出口概况，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像巴西，而不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他说。
阿特金森表示，对抗中国体制需要采取“国家权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的模式, 美国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强大、自觉的作用。“就好像众所周知，美国不应该像中国一样，但我们应该接受中国模式，但要有美国特色。”他说。
穆勒纳尔议员说，美国必须同时打好进攻和防守--出口和资本外流限制是战胜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条件，通过将这些工具与美国自身创新的投资相结合，美国就可以取得胜利。
“我们的竞争，如同与苏联的竞争，不仅是美中两国之间的较量，更是两种未来的对抗。唯有吾赢彼输，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得以延续。” 穆勒纳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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