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最近对60多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权威人士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他们是否认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过于敌视（too hostile）。调查显示，受访专家学者的立场大体平分秋色，认为没有过于敌视的略占多数。不过，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尽相同，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需要做出回应。
拜登政府目前还没有正式提出对华战略，但是在经贸、科技和军事等许多领域，仍然延续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立场。拜登政府还加强与盟友关系，并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成立新的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
《外交事务》星期二（10月19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变得过于敌视这一论述，强烈不认同的专家学者有8人，不认同的有24人。强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变得过于敌视的专家学者则有5人，认同的有21人。还有10位专家持中立立场。在持相同立场的人士当中，他们对于各自观点立场的自信程度有些许差别。
强烈不认同
强烈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过于敌视的外交政策专家包括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Robert Charles O'Brien）和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全球研究员、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妮-马里·布雷迪（Anne-Marie Brady），以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大师级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奥布莱恩对《外交事务》说：“将对等原则回归于美中关系必须是优先事项。结束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必须是双边议程中的首要事项。”
安妮-马里·布雷迪说：“是习近平政府改变了中美关系，而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需要对习政府有清醒现实的认识，正如习政府也对他们这些政府有清醒现实的认识。”
米尔斯海默曾在多个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他在回应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是否过于敌视的问题时说：“美国致力于阻止中国成为地区霸权——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因此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努力制衡中国。两个大国间竞争的结果实际上是一场新的冷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激烈。希望不会导致热战。”
不认同
不认同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过于敌视这个说法的专家学者有：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事务高级顾问麦艾文（Evan Medeiros），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斯坦福大学弗里曼·史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
范亚伦认为，美国过去几年来已经开始对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尽管为时已晚。他对《外交事务》表示：“中国构成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当下，反应不足仍然比反应过度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梅惠琳认为，虽然美国决定回顶中国的一些恶劣行径，但是美国的做法仍然相对审慎。她说：“不管怎样，华盛顿还有一些更为“敌对”的选项可以使用，但尚未行使。”
胡佛研究所的坦普勒曼（Kharis Templeman）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在“追赶”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内部发展的显著变化，包括中共对私有领域的加强控制、监控范围的扩大、对香港的政治管控等，这些都对美中关系有负面影响。他说，美国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是对中共日益试图操纵那些国家国内政治的反应”。他说：“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变得‘非常敌对’，这个政策反映的是我们所亟需的、对双边关系中什么是我们自身国家利益的重新评估。”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关界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学者之一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也认为美国的政策没有对中国过于敌对，不过他们对其立场观点的信心程度较低。
基欧汉对《外交事务》说：“我们需要回顶习（近平）的政策，所以目前的政策是适宜的。但是我们应当降低论调。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对中国试图以多种方式占据优势的企图做出回应；但是我们也有与中国合作的长期利益。如果出现互利合作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要记住，合作不是和谐：在国际政治中，合作通常来自于不一致。”
强烈认同
在另外一方面，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前总统奥巴马首席亚洲事务助理贝德（Jeffrey Bader），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以及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内的专家，则强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太过敌视。
芮效俭认为，中国的行为需要美国做出适宜的回应，但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亚洲国家的利益。他对《外交事务》说：“简言之，我们的对华政策缺乏细微层次，削弱了我们从亚洲国家抗拒中国主导地区事务这种立场中应该获得的优势。在亚洲国家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深切敌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所有地区国家的利益。对中国反应过度，我们展现了我们的强势，但是削弱了亚洲国家对我们能够以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信心。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贝德认为，中国很棘手，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很负面，但是他说，“将其作为一个全方面敌手（all-purpose adversary）极度不符合美国利益。”
欧伦斯则认为，是美国国内政治在决定一个政策，使得这个政策“更为敌对，而不是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认同
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对中国太过敌视的专家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系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研究员迈克·马扎尔（Mike Mazarr）。
史文认为，美国将国家利益的务实考量与对北京的道德谴责相混淆。他认为，用种族灭绝、违反基于规则的秩序、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说法来“妖魔化中国”可能在政治上不错，但不会对推进美国利益有任何作用。他说：“相反，这些论述和由此而来的政策只会强化中国内部对其政权的支持，让伙伴和盟友警觉，削弱本应是基于明确定义的红线、相互克制和创造性外交来与中国领导层达成谅解的共同努力。”
金骏远认为，美中两国目前都聚焦于相互间对对方构成的挑战，采取务实步骤来管理两国关系比姿态更为重要。他说：“调高敌对言论的调门也许会让人感到满足，并为华盛顿和北京狭隘的政治利益服务。但是这也会使得加强防止关系紧张升级的保护措施更加困难，在利益冲突导向对抗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结果之际，防止紧张升级是有必要的。”
兰德公司的马扎尔认为，大多情况下是中国助长了两国关系中的敌视，因此美国一定程度的强硬回应是合理的。他认为，美国的核心政策和政府官员的公开言论都非常审慎，变得过于敌视的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出现的“心态”（mindset），反映在国会议案和一些政客的言论之中。他说：“我担心大量涌现的反华情绪和从所有这些‘外交政策’来源而来的行动，可能会淹没更为细致和深思熟虑的官方立场和为防止灾难发生所做的努力。”
中立
还有受访的10位专家学者在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对中国过于敌视这个问题上持中立态度。这些专家包括：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著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曾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Ryan Hass），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孟加里·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美中关系的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外交关系协会的米勒认为，自美中关系恶化以来，双方都试图在战略上超越对方，美国注重安全，比如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Quad）和现在的澳英美安全合作（AUKUS），中国则关注经济，比如“一带一路”和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她认为：“应对中国的战略不能仅仅聚焦于安全，冒着紧张升级的风险而没有结果。”
何瑞恩说：“战略的关键在于推进利益，维护价值观，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凝聚力。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将讨论从强硬的问题，转移到有效实现切实结果的措施上。”
中国学者王缉思则认为，鉴于美中两国间利益和价值观越来越不一致，美国在政策上对中国更为敌对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虽然大多数中国的观察人士可能会认为美国对中国太过敌对，但是他们也可能希望中国对美国更加强硬。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