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与北京原则上达成了拜登与习近平在年底前以视频方式举行会晤的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拜习峰会是美中关系重启和修复的唯一途径。美中关系专家说，即使美中元首实现了高峰会，两国关系恐怕也难以重启如初。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星期三（10月6日）在瑞士苏黎世会晤了中国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华盛顿与北京原则上达成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底前举行视频峰会的共识。有分析人士和美中关系专家，对美中两国可望重启和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
美中关系能否重启如初
一种观点认为，拜登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峰会，是推动美中关系重启和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的高层会谈，才能有助于解决美中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
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亚洲研究教授麦艾文（Evan Medeiros）曾担任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事务高级顾问。麦艾文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够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大的机会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的体系结构，也是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强大和决策过程如此的集中。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中关系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则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全方位关系的持续紧张，即使实现了拜登与习近平的高峰会，恐怕也很难使得两国关系重启如初。
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Carla Freeman）博士认为，双边关系似乎不太可能重整。不过，贸易代表戴琪所言的旨在促使经济“再挂钩”的外交努力，将有助于为双边关系提供一些积极的推动力量。
傅瑞珍同时表示，美中双方应该进行谈判，确保双方就最大的紧张升级风险领域达成相互理解，并确保有可靠的危机沟通机制，以减轻事故升级为危机的风险。
“美中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充满紧张和争议。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高度敏感问题，特别是涉及美国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海洋主权争端问题，似乎有升级的危险；当然还有其他涉及贸易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是双方持续摩擦的领域，”她说。
唐安竹（Drew Thompson）曾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关系的官员，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唐安竹告诉美国之音，他并没有看到华盛顿和北京任何一方，为了改善关系而在试图重新调整或者改善双边关系。 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说：“双方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双方的大部分利益和政治优先事项，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叠。 因此，任何具体或明确的合作渠道，都不是美国改善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工具。”
另一方面，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说，中国的知名美中关系专家日前表示，中国在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方面过于乐观；他并且告诫说，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对抗的态度。
报道援引的是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时殷弘日前在北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场新书发表会上的发言。时殷弘说：“中国现在有点过于乐观了。中国人习惯于短期记忆，比如美国总统微笑或者其它什么善意表现，他们就会很兴奋。”
时殷弘认为，与过去的8个月相比，中美关系目前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只是处于冻结或暂停的状态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明显的缓和。
不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日前用英语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采访时说，中美两国建立了为两国元首视频峰会做准备的联合工作组，已经在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表示，北京愿意与华盛顿对话，并且希望拜登总统能够信守诺言，不会寻求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
美中关系如何定位
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跌落到了自美中关系正常化四十年来的最低点。美中两国关系尽管经历了若干跌宕起伏的时刻，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一直不断地调整，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时期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再到奥巴马时期的“竞争伙伴”关系，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两国一直保持了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杨洁篪在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时表示，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拜登时代的美中关系将会如何定位。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中关系专家表示，从目前双方的话语表达来看，北京和华盛顿在如何重启和改善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方面，似乎有些南辕北辙。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唐安竹说：“习近平当前所关注的重点是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而不是改善美中关系。”
在唐安竹看来，中国的许多政策概念，如“双循环”发展战略等，旨在没有美国的支持的情况下，实现北京的整体目标。 北京对讨论双边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任何分歧，不感兴趣或者不持开放态度；而只是利用对话来表明其决心，绝不会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改变立场，而与美国妥协。
“而华盛顿则更注重防止两国关系走向危险和不稳定，并且致力于建设自身的社会和经济。 关于安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双边会谈，几乎没有显示出产生结果的迹象，”唐安竹说。
唐安竹还认为，习近平不愿亲自出席20国集团（G20）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这突显出了中国政府把其国内的高度重视关注，置于改善中国对外关系之上的态度。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傅瑞珍博士说，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与其前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担忧是共同的；但同时也试图找到方法与途径，为双边合作划出一些领域，其中气候变化是特别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对将双边外交努力集中于气候变化等单一问题上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全方位地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这些对改善关系方法的不同偏好，阻碍了迄今为止美中关系的改善。 然而，在美中两国日益担心双边竞争可能爆发冲突之际，双方显然正在寻找办法，努力使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她说。
傅瑞珍认为，华盛顿将继续把美中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关系，但如果双方能够找到一些领域展开合作，美中关系则有可能成为一种“竞争性利益相关者”（competitive stakeholder）的关系；而这将意味着双方致力于在相互利益的全球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诱发美中摩擦的刺激因素
在美中关系发展的四十年间，台湾问题和贸易争端一直是诱发双边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北京更是将台湾问题视作是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香港和新疆成为新兴的诱发美中关系紧张的刺激因素。
中国问题专家傅瑞珍认为，在拜登政府时代，这些问题（台湾、香港和新疆等）将继续是两国关系中不和谐的领域，因为它们是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的领域。针对美国在这些方面的批评，中国坚持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并试图将美国对其在新疆和香港行动的批评，描绘成破坏中国稳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把促进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的核心内容，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参与者在其国内的所作所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