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财新扛起倒习旗号？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如今党国一统天下的舆论环境下，财新是硕果仅存的“异议”媒体，连当年气势如虹的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都缴械投降。说它“异议”，并非指财新的根本立场和中共相悖，否则当局分分钟把它灭了，而是说它有时或偶尔不安分，发出和当局不合拍的声音，让外界有所联想，以为党内高层的倒习力量又要有所行动，借财新发出某种特定的信号。

去年11月到目前，财新有三篇社论相当引人注目，分别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须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从传统自由派的观点来看，这三篇社论无甚新意，但由于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关乎中国当下路线方向的选择，而社论的看法和中国当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国民间舆论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仅存活了一天，更让人猜测它戳中了当局的要害，反映党内健康力量对习近平当下路线政策的不满，借财新施压，要当局纠错。

财新第一文：用昨天的习来反今天的习

我们来看看这三篇社论到底谈了哪些敏感问题。《改革亟须新突破》是从10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方案破题。该改革方案是由习主持的，在当时获得社会好评。财新的社论也认为，方案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方案公布后，“赢得国内外交口赞誉，中华大地随即掀起又一轮改革热潮”。社论还引述习在三中全会上就决定所作的“说明”中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段话，并称之为“正确论断，今天读来感受更为强烈”，这当然是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习来反对今天的习在改革开放上的倒退。社论的这个立意在“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这句话上体现出来。此话是李克强讲的，被民间看作李反习的经典之言。社论虽没有直接说出李的名字，然而由于李在上海猝死引发社会的很大不满，财新此时引李之话自然被舆论解读为矛头指向习，是要向习叫板，这也就是财新为何要用习关于改革的话来对冲这种敏感性。

但是，社论还是忍不住要点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解放的勇气上，体现在保证一份份好文件能够得到严格落实的执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于口头与纸面。并批评有些官员口称的“改革”，其实与决定精神背道而驰。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观干预过多，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严重，市场主体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纠正错误同样是改革，市场主体迫切盼望一些部门与地方政府能够尽快拨乱反正。从上面引述的这段文字看，表面上，财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决定批判当下有些官员、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乱“改革”，可造成这种现象的总根源是谁，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财新实际是在骂习破坏由他亲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财新第二文：呼吁坚持实事求是，给习打脸

《重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前一篇社论的基础上，批习更进一层次。该社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呼吁回到那次会议提出并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的历史上被认为是改变乾坤、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历史大转折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也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习上台后，将中共历史切断，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进中国正向发展的那些重要会议，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好像中国历史的改变，国家的发展，都是从十八大才开始的。

故财新在这篇社论中，引述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当然，为了保险，也引述习的话“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但同时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习打习。根据社论的论述，如果说45年前靠实事求是，收拾了乱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调整了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么今天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改革遇到的真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及时纠正某些不当政策。财新就差指着习近平的鼻子骂了，因为今天中国的乱像，面对的内外重重挑战，说穿了，就是习没有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好高骛远、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纠正发展路线的错误，改善国内和国际环境，需要重新回归实事求是。因此，社论才指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要摆脱教条，直面现实，准确评估自身力量，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倘若“改革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灯”。

财新第三文：弥合支离破碎的信任危机

《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是从前不久召开的达沃斯论坛说起。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重建信任”，那么面对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信任从何而来？社论引述了中国总理李强在致辞中说的，首先建立在“我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意为之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并将李强在致辞中提出的几点主张视作国际社会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然而，社论矛头一转，指出问题关键是中国国内如何重建信任。在社会的信任已经撕裂，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同当权派，普通大众和中共统治矛盾日益加剧的当下，如何去弥合支离破碎的信任危机，才是此篇社论的着眼点所在。财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用李强的话作为一个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货”，社论表述，对于何为人类美好未来，每个人、每个国家的想法不尽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约数，它应当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国从政府到民众的理性选择。

可见，财新的论述，重点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选择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这几个词，当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但显然，当局语境下的核心价值观和它们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含义是不同的。换言之，财新虽没有将这几个词称作普世价值，可在此的含义实际是普世价值的含义。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实际也是要表达中国应该回归普世文明。比起前两篇社论来，财新这篇社论隐晦表达中国应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与世界为伴，和文明同行。党内和社会的很多人当然是听得懂财新的弦外之音。还有一点要注意，财新这篇社论，不再引述习的语录来为文章增强保险系数，恐怕反映它对习会转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从上述分析看，财新打擦边球，能够存活到现在，实属不易，可视作是个奇迹。外界多把它归之于财新的创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谊。如果说这一点在过去是有用的，现在应该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王本人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少。我倾向认为，首先是财新自己还是很节制的，毕竟它主打品牌是财经报道，言论和社论中的某种犯忌，让外界有所想象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护了它，在没有明显犯规，只是某种影射的情况下，杂志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像最近这段时间连发三篇社论，言论有些大胆，引发民情共鸣和舆论猜想，在财新却也不多见。这或许是它借着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党内和人心思变，抛出的三颗探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