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
33年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变化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也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这其中，仍有部分人作为六四参与者的“六四一代”一直坚守着当年的六四理想。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特别专访了曾经参与过六四运动的王丹和方政，请他们来谈对抗极权和参与六四历史工程这两大当下任务对“六四一代”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33年后，作为海外流亡者或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在对抗极权和拒绝遗忘六四历史两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和教训？在“六四事件”33周年到来之际，“六四一代”如何整装再出发？
方政：香港维园蜡烛被吹灭，美国的六四一代责任更大
目前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方政1989年6月4日凌晨被解放军的坦克碾断双腿，自那以后终身残疾。他说，六四的烙印和给他人生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不太愿意去谈，但也不很抵触，他相信讲出来是他作为一个六四幸存者的责任和义务。他表示，如果亲历者、受害者、当事人都不去说，这个话语权就会被中共占有，而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他说：“当然谈到‘六四’，包括每年的‘六四’纪念，包括我接受媒体采访，更多的都是因为我本人的这种经历带有深深的‘六四’烙印，‘六四’给我也造成了人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我肯定是不太愿意去谈，但是其实我一直也不是很抵触。所以包括当年在国内，只要任何人问到我，你怎么受伤的，因为一看我这个就是后天的对吧，双腿怎么没有的。我一般只要是一个合适的场合，正常情况我都会把我的经历、大致的受伤过程跟人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么一个幸存者的一个，说担当一点，一个基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真实的真相去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些人都选择沉默，不愿意去说，尽管我内心其实当然不是非常愿意去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有这个义务。从我做起，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受害者、一个当事人，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我们不去说，那这个话语权就完全被中共当局去占有。那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方政目前人在美国旧金山。他的女儿赞美父亲是“六四”和生活“两个英雄”。方政说，他的女儿自小了解为什么爸爸没有腿、跟别人不一样。长大后，六四纪念活动也带她去参加。来到美国后，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中国残疾人的诸多不便，而且他很快考了驾照，当上Uber司机。他表示，在美国，只要不挑剔，生存并不很困难，对此他心存感恩之情。
他说：“我大女儿是跟我们一起到美国来的，比我晚一个月。我们是2月26号，大女儿过了一个月以后自己也到美国来，所以她来的时候还不到8岁。所以在大女儿的整个从小成长过程中，她就一直是知道我的这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从来不隐瞒。‘我爸爸跟别人不一样，爸爸为什么这样？’开始她懵懵懂懂，后来知道爸爸没有腿，爸爸为什么没有腿？爸爸什么情况？大概她是了解的我大女儿。而且我们一直让她保留一个比较好的中文习惯。所以她长大以后，我们很多的‘六四’纪念活动，包括我的一些社会活动，只要有机会，我都让她也去，我会带着她一道去参加。我希望她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些人，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事儿。刚到美国其实我是很幸运的，一直以来我是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得到很多包括周封锁、张前进牧师他们在美国给我一个很好的接应，有了很好的早期安置的帮助。‘人道专项基金’你也知道，所以那时候说老实话，我得到了海内外，尤其海外的这些同道，或者说这些爱心人士的很大的帮助。这对我们一家人的尽快安置、生活稳定起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首先我是残疾人，我到了美国，我这个残疾当年在中国的诸多不便，我到美国来，这种不便减到很少了。我很快就可以考驾照，我很快就开车，所以我就有更广阔的自由。我开了车就可以办事、接孩子。后来我还当过Uber(优步)司机，我可以去做很多事儿。所以说在美国对于我来，我不觉得我在美国谋生或者生活有多大的难度和压力。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我认为只要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自己不是太挑剔，只要愿意去做事，生存并不是很困难。”
谈到未来，方政表示，随着香港维园六四悼念烛光被中共当局掐灭，六四纪念馆的被迫关闭，作为六四一代的他要在海外把纪念六四的活动延续下去。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说：“香港当年我们认为这么一个希望的所在，一个民族的灯塔，维园烛光闪亮了30年。结果在30年的时候被中共政权给摧毁熄灭了，连六四纪念馆在香港都不能为继。所以我们在海外要接过来，要把六四纪念馆，把六四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把六四记忆的这项活动要找到地方去延续它。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真的。”
六四领袖王丹：这些年心很累挺委屈 但我不会放弃
当人们提到六四学运领袖就会想到王丹。目前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的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些年坚持下来坦白说，不累是假。
他说：“坦率讲你说不累，这真的是假的，确实累。但是我觉得主要不是说身体上的累。这种四处奔走，这本来应该的，比起那些‘六四’牺牲的人来讲，我们这点累当然不算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心累。你不仅要面对艰难的环境，还要面对各种让你操心的东西。比如说面对各种的冷漠，面对各种嘲讽、不理解，面对各种抹黑，面对各种无理的攻击，还要面对各种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心累比什么都累。我确实觉得心很累，这些年下来。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抹黑，如果我出来澄清，那就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中。你如果不澄清，很多人也许就会相信。那你说我到底澄清不澄清？想想心就很累。这样的状况坦率讲我也必须得说，我确实觉得挺委屈。不过另外一方面，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一方面我也确实累和委屈，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放弃。我想我做这些事，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但另一方面我必须得承认，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某种程度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才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放弃了，我自己心里上都过不去。所以某种程度我做这些事，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自己问心无愧，外界的压力我尽量的淡化处理。我不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争一口气，对吧？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不能没有人敢于去长期的、30年50年的坚持一个立场，那这成什么国家了是吧？不能没有人还去坚持理想，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扁，我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心理才坚持下来。”
王丹去年遭受了丧母而不被中共当局允许回家奔丧的悲痛经历。他被问到，他坚持做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到底值不值得？王丹对美国之音说，这种相信不仅是知识积累和经验判断、也来自内心需求。民主要变成信仰才有力量。他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成功基础上。真正的理想主义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认准了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历史证明这样的理想主义是会赢得未来的。
他说：“我相信，我想我的相信不仅是出于我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的判断，某种程度也是来自内心的需求。我觉的民主要变成一种信仰，它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从来不去揣测推动民主这件事未来是不是能够成功，我只在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我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能够成功这么一个预测的基础上，那就成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事情了。所以我自称‘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用去考虑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而是认准一个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人类整个的历史，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来支撑我的乐观、支撑我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这样的理想主义最终是会赢得未来的。”
王丹目前正主持“六四纪念馆”的筹备工作。六四纪念馆的第一期，也就是一个有关六四的展览将于6月3日在华盛顿开幕，接下来他还希望通过筹款的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纪念馆。他表示，筹备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目的就是守护记忆，把六四精神传承下去。
他说：“展望未来，我认为更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为中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有一天中国会发生变化，那么未来的中国，我们预期应该会是一个建立在宪政体制基础上的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要如何去建立这样一个宪法秩序，要如何的去维持，我觉得这才是八九六四一代人承担的更重要的。这个时代，任务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本身就是对89年我们的理想的一种延续，更是我们面对当代的一个时代任务。我们的智库‘对话中国’的建立，就是希望可以承接这样的任务。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六四一代人，我期待能够承担起来的时代使命，就是为中国重建政治秩序，重建生活秩序，让人民活得有自由。”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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