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于2001年出版《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论述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
巴约尔认为，腐败是极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极权危机的公关方式。这本学术书今年7月由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以来，得到许多媒体的大力推荐，很快就成为热门图书。在腐败与反腐问题上，中共与纳粹有哪些相同与不同？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纳粹党是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一群人，他们获得了政权和巨大的财富，暴发户的心态就出来了。集权程度越高，对社会财富的聚敛也越贪婪。纳粹党式的腐败和君主政体的腐败有所不同。一个皇族的腐败，也到不了一个政党腐败的程度。政党是集体的君主制。
章立凡说，纳粹党的腐败是团体性的，效率特别高，规模特别大。社会公众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欺骗和蒙蔽的。它还有一套自己的宣传机器，来为他们的腐败进行遮掩和修补，做各种廉洁、正义、反腐的宣传。希特勒是这么干的，前苏联也是这么干的。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说，比腐败更可耻的是反腐败。腐败的基本原因是特权、滥权、不受监督。反腐败的手段没有任何政治文明的机制，没有把权力真正放在阳光之下。中纪委、检察院，没有一个反贪部门官员的滥权比那些贪官来更文明。反腐败是腐败的遮羞布，是腐败的延伸，是腐败的发展和蔓延。
章立凡说，现在整个体制内部的压力非常大，需要减压。腐败是这个机器的润滑剂，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就是环球时报胡锡进表达的观点，“适度腐败”。这也算是中共宣传机器的发明，实际上这表达的也是实情。反腐败如果一杆子插到底，中共的政权可能要解体。
何频说，即将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需要讨论，这个只是官样文章。党在自己进行监督，出多少文件都是没意义的。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没有能力对人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通过这几年之后，这次会不会进行调整是很值得注意的。五中全会是看习近平掌握党内权利的标志性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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