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辞世一周年的日子。《李登辉秘录》中文版7月底在台湾发行，作者河崎真澄(Masumi Kawasaki)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介绍了李登辉的日式思维、个人形象以及他对美日中台关系的看法，并分析了他为何获得日本人高度评价的原因。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河崎真澄的专访，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以日语为逻辑思维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记录李登辉事迹的书籍都是以中文进行访谈和撰写的。《李登辉秘录》则是第一本以日语进行访谈与撰写的著作，其中包含了许多中文访谈中未曾揭露的史料。本书作者河崎真澄认为，日语更能完整传达李登辉真正的思维与感情。
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统治下。李登辉自小以台语和日语为母语。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22岁的李登辉正在日本京都大学就读。
河崎真澄表示，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过高水平日本教育的人，如李登辉总统，用日语和普通话表达思想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他说：“对于与李登辉同样以日语为母语，后来入学或是成人以后才真正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他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以日语思考、以日语传达真实的想法，普通话是说场面话用的。他们用日语学习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理工、医学等科目，所以思维方式符合日本人的逻辑结构，用日语交谈自然容易被日本人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日本的熟悉与信任，他们愿意传达出许多用普通话不见得会透漏的内容。”
河崎真澄说，当李登辉用普通话说话时，会产生很多如同官方说法一般让人难以理解真意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时养成的习惯，让李登辉不习惯用普通话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他说：“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就像是现在的香港一样，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害怕讲了真话被抓起来，甚至处死。李总统经历那个年代，加上普通话本来就不是他的母语，那么以日语和普通话来区别内心的想法和表面的说词也就很自然了。我发现他说普通话的时候是警戒严肃的，说日语的时候就很放松愉悦，能够很自然地吐露心声。”
1949年至1992年的台湾一般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国民党政府被指藉由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对己有利的恐怖政治氛围。
李登辉：我是不是我的我
李登辉曾经用日语说过一句名言 “我是不是我的我”，来表达他个人的核心思想。这一句话，不只是中文世界，就连日本读者们亦颇感费解。
对此，河崎真澄表示，李登辉热爱阅读与研究，几乎都是以日文原著和日文译本为主，可以说是透过日文来看世界。对于李登辉来说，用日语说话是最自然、最贴近他真实想法的。自小生活在日语环境中的李登辉，无论是理性逻辑结构，乃至于感性思维，基本上都是日本式的，所以他明显是在脑子里自然用日语思考，再翻译成普通话。
以李登辉的日语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为例，这是出于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无”哲学。这可以用“社会”和”个人”解释。日本人注重群体关系，认为会“先有社会才有我”。所以李登辉认为自己当上台湾的总统之后，属于个人的 “李登辉”就减少了，而是成为台湾的“李登辉”。 河崎真澄认为，这种典型的日本式思维让李登辉即使卸任，依然为了2300万台湾人奉献一生的事迹可以充分得到证明。李登辉在普遍日本人心中占有比日本历任首相更崇高位置，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操与实践。
日本人心中国家领袖典范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28日接受产经新闻专访表示，只要情况允许，想来台湾祭拜。安倍晋三自1994年以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访台会见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之后，两人便持续保持交流。
河崎真澄说：“李总统的言行在我们这一代人看起来，就是‘日本人最理想的形象’。战后的日本已逐渐淡忘日本精神，李总统彷佛乘坐时空机浮现一样，重新呈现了日本人原有的样貌。所有日本人都被李总统感动了，他让我们想起大家遗忘许久的日本精神。”
李登辉曾经在接受台湾国史馆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教育对我精神面的帮助尤其大：正直、尽忠以及清廉。我自少年时开始接触武士道，它们启示我公义是什么，以及独立生活和公义的关系。”
李登辉曾经出版《武士道解题》一书，深度剖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评价极高。
李登辉与日本政界人士交情匪浅，除了自民党之外，在野的立宪民主党之党主席枝野幸男曾说：“谈到最欣赏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辉”。国民民主党的党主席玉木雄一郎称李登辉是“真正的名留青史，亚洲国家民主化的巨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是直接称呼其为‘爸爸’。”
河崎真澄说：“日本人会说母亲有‘柔软慈爱’的母性，父亲则是拥有‘高尚坚毅’的父性。李登辉的身材魁梧，姿势端正，举止言行得体，他坚持理想，认真负责，虽然地位崇高却不摆架子，是一个行事贯彻信念的人。他平时谦和有礼，为了台湾的安危愿意忍耐，也愿意战斗，毕生尽力保护台湾，保护他的家。他让我们觉得他是理想中的父亲形象，也是国家最理想的家长，所以在许多日本人心中，李登辉是最理想的国家领袖之代表，现代的日本政治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越他。”
采取“戒急用忍”的策略
同样是坚持推动台湾民主，有别于许多台独派逃至海外宣传理念，或是在白色恐怖下牺牲，李登辉选择进入体制，从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到副总统，接任总统，再到当选第一届民选总统。河崎真澄认为，这是一条漫长的忍耐之路，李登辉一路不动声色，直到因缘俱足，再展开自己的民主改革，这就是“戒急用忍”最佳的示范，也是日本人最欣赏李登辉的原因之一。但是李登辉对于继任总统陈水扁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甚满意。
他表示，李登辉认为陈水扁无法理解日本和美国的真实意图，并且在公民投票中过度理想化地提出制宪议题。
河崎真澄说：“李总统深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两者不能吻合，就要在中间找到出口。他明白现阶段台湾在宪法上仍然是‘中华民国’，美国和日本都不赞成马上把中华民国直接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于这么困难而棘手的事情，日本的想法是‘事情越是急迫，越要放慢脚步，迂回而行。’换句话说，是‘戒急用忍’。相较之下，李总统觉得蔡英文似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让他颇为满意。”
河崎真澄指出，李登辉没有向日美提出过度要求或挑战，而是积极、谨慎地深化友好关系。日本人看到他“戒急用忍”于保护台湾2300万人民的和平与安宁，让台湾主权继续存在，都十分感动。
终身为“台湾顶级推销员”
对于继任的两位总统在维系日台关系上的初期表现，河崎真澄表示：“李总统说他数次提醒陈水扁和蔡英文，要他们在美日台关系上做最大的努力，但他觉得或许是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一代台湾人在国民党的教育影响下，对于日本似乎没有多少好感，所以没怎么经营台湾与日本的关系，让他觉得很遗憾。”
他指出，李登辉一直强调，为了让台湾在国际现实局势中继续存在与安定，除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邻近的日本。身为国家领袖，就必须屏除对于日本的个人喜恶，要以台湾利益为中心思想，和同样受到中共威胁的日本靠近。
李登辉在卸任总统后，曾经9次访问日本。
河崎真澄表示，李登辉在卸任后自愿担任终身的“台湾顶级推销员”，搭配他一口流利的日语，为台日关系奠定更深厚的友好基础。他深知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柔弱的特性，因此努力以自己在日本的人气，带动日本对于台湾的关注。
关于美台关系，河崎真澄表示，李登辉向他强调，虽然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因政党和议会的关系微妙地调整，但是美国国会的权力很大，值得信赖。1995年5月，美国国会以绝对悬殊票数，通过邀请李登辉以观光身分访美。在此访美期间，美台之间的高度情报线索机制更加稳固。
第一届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于7月29日透过视讯方式召开，多位美、日、台重量级议员出席，安倍晋三也以嘉宾形式出席致词。
河崎真澄说：“李总统的事前准备奏效了。今天果然朝他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就像预言成真一样。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是历史性的一刻，未来三方的对话与合作空间会如他所愿地大幅提升。”
曾经寄望于中国民主化
关于与中国的关系，河崎真澄说：“其实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及1990年前后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时，李总统曾经盼望中国走向民主化。但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引发北京强烈反弹，当年7月中共在台湾海域划设弹着区并发射飞弹，让李总统彻底认清了中共。从这个分水岭以后，他对于台湾未来的思考方向，就大为转变。”
他指出，李登辉在1995年年底曾经表示，共产主义会破坏生活在它之下的人民之尊严，中共很快就会灭亡。所以1998年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上，李登辉明确且坚定地拒绝“一国两制”的构想。在1999年7月，他宣称中国与台湾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确区别台湾与中共政权，奠定台湾民主化不会回头的基础。
河崎真澄认为，从李登辉对中共的因应过程可以得知，他是一个抱持乐观信念，能够审慎观察，并适时决断，无时不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领袖。许多日本政治家都认为，若没有李登辉，就没有现在台湾的民主化。
验证海外助援守护台湾之重要
河崎真澄说：“我觉得从去年7月30日李登辉总统过世这一年来，是台湾自从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明显增加，开始受到世界关注的。国际社会深感中国对于国际秩序与和平稳定造成的威胁，因此民主国家目前非常重视台海问题，对于长期在最前线对抗中国霸权的台湾给予明确的支持。中共7月庆祝创党百年，对台湾的统一计划还在持续进行中，但是台湾会得到这么多的助援，恐怕是中共始料未及的。”
他认为，李登辉实践日本精神，为了台湾的前途贡献毕生心力，在他身后一年即开始兑现。美国与日本带头在国际会议上带动盟友重视台海问题，将台湾议题提升为国际舞台必然讨论的重要事项，也在台湾疫情告急时纷纷伸出援手带头捐赠疫苗，更开始促进台湾与国际的战略对话与商贸合作，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李登辉留下来的遗产。
河崎真澄说：“在李总统离世的一年中，台湾不但继续存在，维持安定与繁荣，更如他所愿地获得民主国家的鼎力支持，这应该是他最感欣慰的吧。”
是非功过天壤之别
虽然河崎真澄给予李登辉高度评价，这只代表他本人以及一部分人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无论是在台湾本土，还是在国际上，李登辉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2016年，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李登辉因公开表示“钓鱼台”属于日本所有，被痛批为“丧权辱国”。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马玮国曾经指出，自公元1683年以来，钓鱼台列屿(中国大陆称钓鱼岛)即是台湾属岛，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一部分，“任何否认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说法，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中华民国政府与国民都不能接受。
2020年7月30日李登辉去世的当天，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脸书上发文表示，希望李登辉的过世代表着一个台湾价值混乱时代的结束。她说，台湾在李登辉带领下，“从民主进入黑金；从僵化的一个中国路线到务实的一国两区，却又从一国两区岔出“特殊两国论”，台湾的政治文化最终未能进入稳定，责任也在李登辉。”
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眼里，李登辉是媚日的台独分子，必须加以痛斥。他去世的当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痛批李登辉推动台湾“去中国化”，并说他“一定会在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李登辉过世的一天后表示：“台独是条走不通的绝路。国家统一、民族覆兴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