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知识分子多趋与政府结盟

在中国政府的经济利诱以及政治控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在体制内做学问、做官和经商等等。但是，一些学者说，如果不让知识分子在体制外生存，迅速崛起的中国可能会走上歧途。

在中国，很多人把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包括技术专家、学者和作家等人看作知识分子。他们受过专业培训，掌握专门知识，并以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

作为作家，上海出生的陈冠中算得上是中国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发表过不下十部著作，也赚了不少稿费。

*陈冠中：知识分子在体制外难谋生*

不过，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这位常年居住在北京的陈冠中其实是香港人，他出的书很多因为很敏感要在境外出版。他说，在今天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发现，光靠自己的知识去谋生已越来越难，但如果加入了亲政府的队伍，谋生的道路就又变得光明了起来。

陈冠中说：“我们的中央政府现在是越来越有钱，这几年到处让知识分子可以好过一点，学者和媒体界都拿到了很大的好处。有些人会埋头去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政府的对立面，还有很多知识界的人很愿意替政府说话。这个族群甚至是越来越大。”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2001年7月1号提出了“三个代表论”，后来还被正式纳入国家的宪法，从而正式和制度性地开启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共党员之间的互通车。

*精英学生入党日后找好工作*

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在还没有正式成为知识分子之前就已经提早搭上了中共党员的直通车。在他所到过的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陈冠中发现许多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学生们说，光是从好大学毕业还不行，还需要有厚实的家庭背景和很高的政治觉悟才能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

另外，在他所接触的学者和作家同行当中，许多人因为紧跟政府而当上了院士，或得到政府为优秀作家分配的房子。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周保松说，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难以具备在体制外批评政府的物质基础，而政府的利诱恰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谋生新路。

周保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跟以前面对的状态有点不同。以前是一下子高压，不让你说。现在政府用的不是以前那种高压方法，而是利诱，给他们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我想这可能是更厉害的做法，也就是在经济上给予各种物质上的好处，要你不要对政府采取批判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拥有博士学位的刘晓波和其它一些异见人士因为批评政府而受到的待遇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大学生一个“反面教材”。

*内地优秀生无奈来港多读商科*

周保松说，在他所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优秀学生虽然本身仍然具有对政府的批评性，但觉得自己无力抗争政府、改变目前的格局，于是纷纷选择实用主义，攻读商科。

尽管如此，周教授说，在给内地来的新生上政治和哲学课程时，他总会给他们放映有关八九“六四”事件的录像片。

*中国进步需要体制外知识分子*

周保松说：“通常，我第一年要做的事是，找一个晚上给他们播天安门，提醒他们有这么一回事发生。很多学生非常震惊。他们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或者听说过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作为一个民族来讲，对这个多么重要的历史，我们新一代完全没有机会去了解、去反思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盛世是什么样的盛世呢？如果它只是给我们一个很满足的感觉而已，我想这跟我们对大国的想象有非常大的反差。”

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正在世界崛起，但是如果知识分子都在讲官话，国家会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国家的发展有可能走上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