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圆桌会议，就公共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处境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表面上似乎有所扩大，但当局对他们的整肃和压制并没有放松。
*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勇于发表见解*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刘晓波和余杰等网路作家，何清涟、陈桂棣和春桃等新闻从业人员，陈放等自由作家，丁子霖、高耀洁等活动人士，以及张思之和浦志强等律师。他们有的成为自由撰稿人，有的通过网路、私人机构约稿和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等方式发表他们对时政的看法和见解。
*林培瑞：许多知识分子受政府招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林培瑞说，过去15年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仍大有人在，但是总体来说，他们在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方面远不如15年前。
他说：“我认为，过去15年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公开发表见解的意愿在下降。我很遗憾地说，这种下降幅度很大，其中部份原因是共产党成功地用高薪、优越的住房、更高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地位等招安这些知识分子。现在的作家出版自由度加大，只要你不跨越政府的底线，写什么文章，政府都不管。”
*胡平：压制公共知识分子有增无减*
人们一度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掌中国党政军大权之后可能会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开放的新阶段。然而，最近几个月以来，当局恫吓并骚扰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似乎有增无减。
中国官方报纸去年11月连续发表社论，批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提法，随后，相当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被监禁、贬职或者列入禁止发行文章的黑名单。
设在美国纽约的政论性杂志《北京之春》的总编胡平在谈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时说，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上台以来，从表面上看，当局控制言论的尺度似乎比以前宽多了，甚至和80年代相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活跃的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也很开放，很多异议人士放言无忌，却安然无事。
不过，胡平说：“不久前，胡锦涛发起对知识界新的一轮整肃，这就证明胡锦涛跟他的前任江泽民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之上，所以他们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
*胡平：处置公共知识分子无固定标准*
《北京之春》总编胡平说，中共当局在处置言论问题时，并没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他说，决不能单凭某些著名的异议人士没有被抓，就得出中国的言论自由尺度已经相当宽松的结论。
胡平认为，中共对民众的暴力统治导致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以及普遍的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思想言论的作用都比以前要小得多。
胡平说，现在中共当局越来越变得不在乎民众的批评，采取一种“你骂你的，我干我的”态度。胡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异议活动的空间虽然可以顽强地存在，但却很难进一步发展壮大。
*戈德曼：未涉及政治言论自由放宽*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戈德曼教授并不完全认同中国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整肃比过去更加严厉的看法。她说：“压制越来越不那么严厉，而且他们有办法绕过压制。中国的言论更自由了，至少在私下议论或者在学术讨论中。但是在结社方面的自由程度决不比过去好。当局镇压的是政治团体。但总的说来，人们能畅所欲言。”
*林培瑞：公共知识分子推动政改作用有限*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说，虽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政治改革、民主进程，法制建设以及言论自由方面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出现，将来自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影响。
他说：“我不能肯定力量将来自知识分子，我现在不象15年前那么乐观。我认为，力量可能来自教育程度不是那么高的阶层。我认为，我们低估了经历了文革后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思维的改变。毛彻底改变了那个时代民众对他们自身权利以及反抗能力的看法。”
林培瑞举例说，中国90年代的自杀率为什么比40年代要高出许多，原因在于40年代的人们从来没指望过什么尊重和权利。但是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们的想法变了。尽管他们手中的钱多了，但如果他们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利，他们会想方设法捍卫他们的权益，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迫自杀。林培瑞认为，这个阶层的民众很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生力军。
*戈德曼：促帮助困境中公共知识分子*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戈德曼教授说，美国和海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应该帮助处于发展和生存困境中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权问题改变的途径将来自下层的压力，来自知识分子，可能来自工人，来自小企业人士，另外还来自外界的压力。我希望，总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一位领导人，承认中国在向某种民主迈进。”
戈德曼说，虽然现在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整体而言可能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活跃在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跟其它社会阶层的融合中，在为他们出谋划策、担任他们的代言人方面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