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要求拥有百万粉丝的“大V”在10月底前必须“前台实名”，微博执行长王高飞率先在其微博帐号披露真实姓名与职业。分析人士说，“前台实名”会形成民众自我监督的一种运动式治理，让具有影响力的大V不敢发出对政府的批评，可降低中共官方的管理成本，其最终目的在于“维稳”。
微博发出通知，规定100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在10月底前要进行前台实名，拥50万以上粉丝的账号在12月底前也要完成前台实名，并优先以时政、财经、娱乐等领域的账号为主，个人日常生活分享的美食、美妆领域账号则不受此限，目前已展开测试。
微博执行长王高飞率先在其微博帐号“来去之间”首页的姓名栏中，填上其真实姓名为“王高飞”，职业是“讯息传输、软体和讯息技术服务人员”。他并在10月20日发文称：“老粉都知道，争议功能自己先用，自己做的菜自己先吃。”
有170万粉丝的博主“庄时利和”发文表示，他前几天已经收到通知了。拥有350多万粉丝的财经博主“洪榕”说，全网自媒体都要实施前台实名制。微博内部的通知也显示，微博、抖音、腾讯等平台都已经对此沟通争取过很多次，显见这是在中国网管当局下的一个普遍性规定。
正反两极
大V前台实名制引发网上热烈讨论，还一度登顶微博热搜。中国媒体“极目新闻”发起“你支持大V前台实名制吗？”的网络民调，赞成者认为，平台太容易造谣了，“事情有个引用出处，要好靠谱得多”。反对者认为，前台实名容易造成隐私泄漏，钳制用户的言论自由，反而会让有心人士过度搜集信息，导致精准诈骗更加猖獗。也有人留言：“如果公众实名，请官员先公布财产”。
微博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员工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前台实名制是可以更容易地追踪和辨识任何可能涉及不法行为或造成损害的人，因为过往要从后台追查自媒体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但现在就不需要了。
他说，这项措施的优点是能提高安全性、减少不法行为、方便调查与监管等。然而，缺点更多，包括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引起民众对自由度的质疑等，甚至借此封住网民揭露关于官方制度性腐败和官员腐败的消息。他说：“我相信官方这样做并非为了防止大V传播虚假消息。”
微博粉丝数近730万的历史博主@秦祎墨发文说，大V其实在后台就已经是经过实名认证了，“真实姓名，身分证号码，手机号码，平台该掌握的都掌握了，我们本身就是被监管最严格的一批了，还要怎么搞？”
管理成本降低
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其实我后台已经知道是他了，所以（中共）其实是透过把他前台揭露，形成一个运动式的治理的手段，我想这个才是整件事的关键 。”
林宗弘表示，中共网络管制基本上都是以维稳作为最高目标，所有的网路政策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共担心网络上的这些意见领袖可能会发表一些批评政府的言论，影响到民众对中共的观感，造成社会维稳上面的问题，所以特别对于这些大V予以前台实名制，以便利于控制，这并对法律诉讼也比较容易进行。
他表示，这就好比先前有脱口秀演员的一句玩笑话被认为是侮辱解放军而遭重罚，又如有人在网上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可能就会马上遭人举报是台独分子而被移送国安单位调查一样，前台实名制会变成根本不用中共当局来监督大V的言论，也无需去搜查大V的后台，就会“有百万人天天盯着你”，只要其中有一、两个人举报，那这名大V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异议言论消失
林宗弘表示，这会变成是一种让群众自己去展开私下动员式的政治斗争，当局的管理成本反会下降。民众之间彼此不信任，大V不信任民众，民众也不信任大V。大V的发言变得要很谨慎，因为看不顺眼的人将很容易从前台实名就举报大V，这对大V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也会让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只是消遣讽刺的言论彻底消失。
讽刺的是，微博执行长王高飞除了率先在前台实施实名制外，还建议大V们可以先“清粉”，把粉丝数删减到100万以下，以规避影响，而他自己也正这么做，将粉丝数“清”到了100万以下，引发群嘲，许多网友发起把他的粉丝数再冲上百万。
即使是中国媒体本身也对于前台实名制有不同看法的报道。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南方都市报》表示支持前台实名制，认为大V的影响力很大，其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更大。不论从公众知情权还是传播伦理的角度来说，大V作为重要的信息源和传播节点，对账号的真实身份有披露义务。
另一位同样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教授赵宏则认为，此举违反了法律中的比例原则，即行政权力的行使虽有法源依据，但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网络上的意见推进了许多公共事件的解决，是公众表达意见的重要公共场域。任何人都会忌惮一旦实名制后，自己说的话被录到惩罚的圈子里，对政府的意见或监督也可能因为有所忌惮而放弃表达，因此他坚决反对前台实名。
长期趋势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陈至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在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当时即已要求总部设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所提供的社媒用户后台一定要实名，前台则尚未强制规定，所以当时叫做“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后来到了2017年开始全面实施网络实名制，官方要求用户在各大平台注册账号时都要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去年4月，社交媒体更进一步开始显示用户的IP属地，所以这是中国政府治理网络越来越紧缩的一种长期趋势。
他表示，习近平执政这十几年下来，中国的网络基本上已经被当局管得几乎是没有死角了，但凡在社媒上批评或质疑政府的言论几乎会被下架、删文，甚至博主自己还要负上一些法律责任，所以前台实名的必要性实在不高。
陈至洁并表示，虽然前台实名在法律诉讼方面或可以减少冗长的时间，节省一点司法资源，因为受到网暴的受害人就不用先去控告互联网公司，再由法院提请要求互联网提供用户资料，而是可以直接从前台实名找出加害人是谁，但这也非常可能会对一些女性或其他弱势群体暴露其个人隐私，使他们更容易被肉搜、骚扰或攻击，因为有心人士不必再去猜测他想要加害的对象是谁了，反正前台都已经彻底暴露身份，甚至还可以搜查到他们的住家地址、银行账户等，这将会对女性和弱势群体的个人与他们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隐患。
陈至洁说：“所以前台实名制，它对个人的隐私乃至于个人的人身安全，是会有负面的影响。”
弱势隐患
微博“非营利性质全女性互助联盟”博主“Women自救指南”就说：“很多女性可能什么也没做，就被那群隔着网络却滋生了阴暗念头的恶人知道了她姓甚名谁，知道了她的家庭住址，被趴在墙角，被蹲在门口，被窥伺着一举一动……”。还说“想了解谁，就给谁买几万个粉丝，这样的犯罪成本太低太低了”，认为前台实名“是对女性话语权甚至是生存权利的又一次迫害。”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说，人身安全的顾虑并不是中国网络言论监管单位所要付出的成本，那是公安部门自己要去负的责任，所以网管部门并不在乎，他只关心可以不用再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做言论监控，让人民来互相举报，这才是他的任务。
治理困境
他说，中国的管理机制里面，目前并不存在着对人权等各方面的整体思考与协调，所以不会去考量是否某项政策的施行却造成了另一种伤害民众权益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去主张应该对公权力有所限制，以免侵犯了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网管部门的思考核心。
林宗弘说：“他顾虑第一点是你不要跟我批评政府，所以他的整个逻辑就变得非常的短视跟工具性，然后没有在意长期的制度建构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现在中国治理的一个重大的困境。”
他说，比如长期的言论控制下来，一定会造成自媒体行业的大V萧条，国家税收也会跟着减少，但这是网管部门的间接的成本，收税也不是网管部门在收，所以就会变成很多维稳措施到最后其实会造成一个长期的伤害，比如国安机构、民众之间彼此一直在举报，会使得外国企业根本不敢留在中国做生意，纷纷撤资，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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