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曼雅·科茨（Manya Koetse）仍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在聚会和吃火锅的时候，她的中国朋友讨论模因和其他社交媒体趋势，但科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自己真的被冷落了，”这位荷兰人对美国之音说。她并补充说，她缺少一种与朋友建立联系和更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关键方式。
这种孤立的感觉促使科茨在2013年创办了一个新闻网站，叫做“微博上有的”（What's on Weibo），借用了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微博的名字。
通过它，她可以跟踪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趋势，更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某些东西会疯传开来。她说，这一切都纯粹是出于好奇。
十年后，她的网站一直在与中国政府的审查和骚扰作斗争。但“微博上有的”继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进入中国社交媒体的窗口—而且是相对未经过滤的对中国社会的见解。
该网站的覆盖范围很广。最近的一些文章关注了从叙利亚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时负责保卫的中国女保镖、沙丘旅游、生态焦虑和妇女权利，到网上对青年失业的不满和抗议活动。
“人们关心什么？人们真正不满的是什么？人们真正笑得在地板上打滚是因为什么？这就是你想传达给非中国观众的故事，从而建立这样的桥梁，”科茨对美国之音说。
科茨在荷兰长大，在日本度过了她部分的高中学习时间，她于2008年搬到北京—她说，正值自己的“黄金年华”。
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她曾在喜力（Heineken）啤酒公司短暂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学习。
她很快意识到，微博等平台上的对话和趋势是了解中国及其人民的关键。
目前在阿姆斯特丹的科茨说，几年来，她从未优先考虑利用她的媒体网站上赚钱。但是，现在该网站已经干大了，她推出了第一个高级订阅选项，希望能从她的工作中赚取一份全职的收入。
但这份工作也带来了挑战，其中包括对她发布的内容的在线骚扰和审查制度。“直到今天，我仍然被两方指责为亲中和反华，”她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科茨在“微博上有的”上记录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中国审查制度的兴起。“对中国社交媒体的控制更多了，”她说。“审查制度也已经专业化了。”
一个例子是热门列表。科茨说，几年前，微博上的热门列表经常包括敏感问题。“他们只会在登出来以后才受到审查。在它最终从互联网上消失之前，你有很多时间截取屏幕截图或得到每个人的意见。”
但随着审查制度变得越来越普遍，热门列表变成了一个不太准确的标杆，科茨说。
她的反思有数据支持。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连续九年将中国列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最差的国家。
中国审查制度的兴起给“微博上有的”留下了印记，该平台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屏蔽。尽管如此，根据科茨的说法，“微博上有的”平均每月约有25万访问者--其中许多是中国的观众，他们使用翻墙软件（VPN）访问该网站。
被封锁给了科茨一种自由感。“我确实觉得更自由地继续报道我认为正确的报道，”她说，因为她不再需要担心当局封锁该网站了。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充分发挥媒体和公民的监督舆论的作用。”
据政府机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8月份的报告，中国有近11亿人（约占人口的76%）使用互联网。
他们的大多数话语都没有越过任何红线，“微博上有的”网站的责任编辑米兰达·巴恩斯（Miranda Barnes）告诉美国之音。巴恩斯说，“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巴恩斯出生在中国，现在住在伦敦。
该网站还提供了与其他媒体报道不同的视角。
“我们从底层呈现普通人的想法。如果只是为了抨击中国，则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叙事。我发现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巴恩斯说。
自由之家中国研究主任王亚秋说。西方媒体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她说，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中国的全部”。
“‘微博上有’的为国际观众带来了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王亚秋说。“中国[大多数]人正在生活和经历的。对于国际观众来说，看到中国的这一面是很重要的，因此要以整体的方式了解这个国家，而不仅仅是通过地缘政治和人权的视角。”
近年来，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报道中国已成为外国媒体越来越难难做的事情，因为能够在中国境内工作的海外记者越来越少。
记者们说，驻中国外国记者人数减少，加之害怕与外国媒体交谈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有可能使该国及其人民失去人性化。
然而，科茨避免使用“记者”的标签。“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书写中国的汉学家，”她说。
科茨说，在一个人们越来越害怕与外国新闻媒体交谈的国家，社交媒体是最后剩下的晴雨表之一，可以超越国家的宣传，弄清楚普通中国人在想什么。
“外交政策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能会非常危险，而中国也可能会很强大，”科茨说。“但中国也可以友好，中国也可能会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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