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上“转世”了80次后，郭于华知道，是时候告别了。
“不是友好地道别，不是依依不舍地再见，而是鄙视和抗议的表达，”上周，她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现年64岁的郭于华是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她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
2010年郭于华开通了新浪微博。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醒目的一员，也成了当局打压的目标。
“我的微博被封了80个号，微信被封了五个，” 郭于华告诉美国之音。
封了就再注册一个，这种做法被中国网民讽刺地称为“转世”。每次从零开始，好不容易又积累了一些影响力时，突然有一天，啪，再次炸号。
“太艰难了，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转来转去的，但是我想，微博毕竟比微信的公共性更强嘛，还是保留一个渠道吧，所以我就还坚持着，” “转世”了80次的郭于华说。
一度，她曾经“阵亡”的第77个账号死灰复燃，但是只能看，不能说，“就跟哑巴了一样”。
“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封得还要多，就是法大的萧瀚老师。萧瀚封了100多个号了 ，”说这话时，郭于华笑了，挺无奈。
相比微博，微信被封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不便。看病挂号、消费支付都成了问题，连教学这样的本职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
新冠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改上网课。学校的网络教学软件和微信绑定。注册、测试，一切准备就绪，临上课了，微信突然被封了。
“那个号是我特别要保住的号，没怎么说过话， 就是李文亮去世，我发了一个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头像和一个蜡烛，然后我那个号就被封了，”郭于华说。
在校园里，郭于华不时会接到校方类似这样的警告：这段时期是非常时期，比较敏感，讲课时注意点。
“我可能算是比较另类的，”郭于华说。“我不会因为某种压力，或者出于某种安全的考虑去刻意改变什么。”
“我总强调教学和研究的独立性。它独立于你们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她说。“我不会故意去讲批判你，反对你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应该让学生知道的我就会讲。”
迄今，郭于华没有因为教学内容被学生举报过，她说，北京的情况算是好的，但是在其它地方，学生举报老师的风气已经到了一种“很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郭于华认为，这些举报并非年轻人的自发行为，而是受到了制度的支持和怂恿。她说，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培养作恶的“坏人”，培养“党棍“和“五毛”。
不久前，她看到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们说，你们不是父母养大的，你们都是党养大的。不要听你们父母的。父母骗你们。
“从小给孩子灌输这些东西，他能正常吗，他能不成党棍吗？ ” 郭于华问。
当行政过分干预教学，当身为教师的权益受到侵犯，当许章润这样的同行被打压，周围人却都默不作声时，郭于华总会出离愤怒。
“你看到身边这些同事、同行都不吭声，就忍了。任凭人家怎么欺负你，都不说话，”她说。“我说，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保护，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育学生说，你是一个人，你有天赋的权利，你应该维护弱势!”
每当这时，她也觉得格外孤独。“孤掌难鸣，”她说。
但她还是要发声，尽管她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人家手里”的体制里，渺小的个人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别人老说你挺胆儿大，你挺勇敢的。我说，我根本就不是勇敢，我就是觉得我不能突破这个底线，” 郭于华对美国之音说。“我要还是个人的话，我就得像个人一样。虽然也害怕，虽然也软弱，但是我还得站着，我就是不能跪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