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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 :“境外势力”和中国特色 (上)


中国海康威视开发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上展示。(2018年10月23日)
中国海康威视开发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上展示。(2018年10月23日)

近年来,“国家安全”这个字眼和概念在中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无论是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宣传中,还是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尤其是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以后,皆为如此。

今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好似发起了一场全民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运动。中国官方发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辅导材料不仅引述了习近平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指出“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强调说,“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越是国家和民族处于重大关头,就越需要发挥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强调中国正处于“重大关头”。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认为,自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中国内部的反抗只是持续在低水平或不满的人的潜在挑战方面。由于中共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选举和司法程序上,而是建立在统治的绩效基础上,因此中共必须在经济上持续表现良好。

吴志远说:“我认为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焦虑感也是由此产生的。”

吴志远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共一直处于焦虑之中。但是吴志远也认为,他并“没有看到实际证据表明这些威胁正在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严重”,只是有一些小型抗议,或者前些时候发生的由于银行房屋抵押贷款欺诈而引发借款人断供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抗议。

吴志远说:“但我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事情正在整合或者聚合成更广泛的反政权运动。”

“境外敌对势力”何其多

2010年,时任路透社记者的储百亮(中)和时任美国之音记者的何宗安(右)与中国外交部官员马朝旭交谈。(美国之音张楠拍摄)
2010年,时任路透社记者的储百亮(中)和时任美国之音记者的何宗安(右)与中国外交部官员马朝旭交谈。(美国之音张楠拍摄)

尽管如此,《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最近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退回到过去曾经历过的恐怖时代,警惕很容易就升级为偏执,官员们甚至在处理地方问题时,也要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颠覆者和外国敌对势力所为。”他举例说,今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间,有民众敲锅抗议,居委会就用大喇叭警告人们不要受“境外势力”的煽动。

“境外势力”、“境外敌对势力”,这种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一些中国人的骨髓。一些中国外交官被称为战狼外交官,都是以怒怼美国和西方而出名。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8月14日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在与一些访民抗议者互相对骂时,骂访民“你就是美国人的狗,就是条走狗”。而在中国国内和网上,无论是郑州大水、江苏“铁链女”,还是唐山烧烤店打/杀人事件,以及各种公民维权行动中,都出现过外国媒体记者受到围堵的情况;都出现过由于在境外社交媒体发帖或者转帖而被公安传讯甚至拘留的情况;网上都有人呼吁大家不要受“境外势力”操控,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这种情况颇为普遍。

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说:“我不认为真地有外国敌对势力在干涉中国内政。我认为这主要是党说的一个虚构的谎言。”

习近平所说的“国际大变局”,其基本脉络就是,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危机重重,“‘西方之乱’不断上演”,“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国际格局明显“东升西降”。

但是,中国官方一再提醒中国人:“要清楚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甘心和坐视主导地位的丧失,必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打压中国。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决不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决不吞下任何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习近平似乎要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让西方世界坐卧不安,因此要打压中国。所以必须对抗美国,对抗西方。

是“阴谋论”还是借题发挥?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这种做法似乎根植于共产党的历史,在当代使用起来也相当方便。独裁政权都会这样做。他们会制造敌人。

费瑞安说:“我们保护你免受境外敌对势力的伤害,他们会试图伤害你或毁掉你的生活。因此,这就是让共产党继续掌权的说辞的源泉。”

费瑞安表示,尽管美国也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喜欢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很强大,但是实际上一个国家的行为更重要。

费瑞安说:“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真地不在乎,因为加拿大的行为方式符合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许多其他美国合作伙伴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在2000年代并没有像在1980年代那样引起同样的担忧。”

不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认为,中国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怀疑和担心不无道理,这种势力一直存在。

吴志远说:“我不认为这完全是捏造的。我确实认为,仅仅根据历史,人们(指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动机存在一种切实的怀疑。”

吴志远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外交政策精英确实怀疑美国有对抗中国、遏制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改变政权的计划。这并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安全支出而制造出来的观点。吴志远指出,在冷战中,美国采取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

但是吴志远同时认为,习近平和中国上层“利用了这些怀疑,并以此为基础,将它们夸大了,以便在国内和统治方面实现其他目标”。

吴志远说:“习近平和他的精英同僚所做的有点夸大或捏造或利用美国和西方作为敌人的想法,用它来证明某些事情的合理性,并推卸责任。”

吴志远举例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许多国家批评中国造成疫情扩散,但是中国通过宣传散布捏造的谣言,而且允许这种谣言在中国存在,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变成了是美国的错,美国倒成了恶魔。吴志远指出,中国和习近平这样做可以推卸责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当然也可以证明增加军费和维稳费用是必要的,是合理的。

关于中国借助外国势力推卸责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也持有这种的观点。

他说:“我也认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某些外部力量或某些特定的替罪羊或一群人是很方便的,这是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的剧本。对于那些试图保住权力的国家和政治精英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中国的“忧患意识”和主动出手

中国强调自己“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要加强“忧患意识”,要主动采取措施,抓住机遇,“下好先手棋”,争取主导国际航向。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恰恰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主动行动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警惕。

费瑞安说:“最近当然是台湾危机和直接来自中国军队的威胁,我认为,正在引起美国合作伙伴的担忧,他们以前犹豫不决。南希·佩洛西访台期间,就连东盟各国领导人都对中国的行为发声表示不满。”

费瑞安认为,中国的行动表明,中国“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它应该能够为所欲为,我认为这对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冒犯。”

习近平告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一方面强调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形势一片大好。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人相信:中国是最好的,只要听党的话,就会越来越好。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强调,世界在乱,西方在乱,而中国却在越来越好。而这种大好形势恰恰是中国优越的制度造成的。

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话时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按照中国官方现在的说辞就是“东升西降”,如同当年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在毛泽东时代,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而在今天,习近平告诉中国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分析人士说,中国因此得出结论,需要加强军力,加强对内控制,维持稳定,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大变局来取得在国际上的导航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分析人士指出,在国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就是中国引领世界。在这里,中国不但不否认“国际大变局”主要是中国引发的,而且表示乐见其变,因为机遇难得,中国可以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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