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利用BNO签证计划移居英国，已经有超过11万人申请，并有不少人在英国居住超过一年以上。经过初期的欢迎阶段，香港人在英国的公民参与及社会融合程度受关注，最新研究就发现港人在英国面对一系列问题。
据一个最新研究显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信任英国政府，一方面投票率和投票意愿高，但是实际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较低。虽然这些香港人有邻居之间的基本社交网络，但缺乏更实在的当地社区网络以作情感倾诉和经济援助之用，而来到英国的年轻人更是特别孤独。
该研究由“迎接香港人计划”(UK Welcome Hong Kongers Project)与英伦好邻舍教会共同支持，并且由一个资深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团队进行。研究通过香港人的在线网络和滚雪球方式邀请受访者参与，填写网上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586份。
大约四份之一受访者来到英国不到6个月，而大约一半已经在英国居住了6个月到一年。受访者当中，有45%是41至50岁之间，有约四份之一是31至40岁，而大约五份之一是51至60岁。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知悉他们在英国选举中的投票权，超过八成有登记为选民，略多于一半受访者有参与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投票，投票率高于英国2018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和来英国至少6个月的人的投票率明显更高。近乎90%的受访者同意英国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香港人，以及表示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
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前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系主任赵维生对美国之音说，移英香港人对英国政府的信赖度“匪夷所思”地高，亦相信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帮助到他们，可以说是超级客气，因为英国人对于英国政府的信赖度也只是大约40%。
他说：“基本上我们觉得，这群香港BNO(签证)过来的人，他们都经历过2014至2019两次的大型社会运动，在过去8年的大型社会运动中，很多香港人很挫败，对香港政治情况感到很沮丧。例如有(政治人物)被取消资格，有人的投票权被剥夺，等等都令到我相信来到英国的香港人都很珍惜在英国仍有的自由选举。”
赵维生又说：“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也感觉有点是抗议投票，是对香港(政府)说，你不给我，你看看我来到这裹，我一来到就可以(投票)了。你剥夺我的公民权，我来到这裹就立即可以行使我的公民权。”
然而，研究发现，只有约百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联合行动可以改善社区，而65%的人认为他们无法改变社区。赵维生指，登记投票很容易，但是社区参与需要长时间培育、需要一套专门的知识及文化技巧、需要资源和渠道。他又说，大约一半的受访者来了英国不到两年，但他们认为居住的社区是他们的家。此外，有超过6成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社区很安全。
他说：“这些我们叫做社区参与的情感因素，香港人已经有了，来了两年已经建立了。但问题是实际的参与跟情感的连结是有一个缺口的，还是不足。这方面像我刚才说，要帮助香港人找寻途径，透过更多的社区活动去跟社区其他人连结起来，建立信任，不只是建立认识。由一些很微细的事情开始去改善社区，参与做义工，等等，我们都需要更多资源，去鼓励香港人走出来。”
研究又发现，移居英国的年轻人与其他成人群体相比，更多的年轻人感到孤独。赵维生说，情况令人担心。
他说：“这跟一般的英国的社会现象有点分别，因为一般年青人在学校或者在工作场所，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是不会觉得自己是这样孤独。但是我们的年青人比他们孤独得多，这个我们很关心他们。”
同时，研究发现年轻人不相信社区合作可以解决社区问题，赵维生指是一种强烈的积极不信任，曾经参与2019年抗争运动的年轻人或许受过创伤，而不相信会有制度上的改革。
他说：“这个创伤后遗症就是他们不会再相信政府，就算给一些新资料他们，他们会否相信政府？他们不会。这种就是积极不相信，我们担心年青人从香港过来，经历了2014至2019的社会运动，他们经历了这些创伤，然后他们受到很大伤害，他们不再相信社区可以解决到问题，他们宁愿自己孤孤独独，身边没有人去明白他们，他们也不太想让身边的人明白他们，我们就最担心这些年青人。”
研究发现，接近7成受访者依靠以前的香港网络作情感倾诉和经济援助，接近五份之一的人根本没有知己。赵维生分析指，香港人在英国拥有社交网络，但没有互助网络，这种情况不太理想。
他说：“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有探访朋友，有朋友去探访他们，这些社交的、表面的（网络）是有的。但是一去到要解决问题，谈心事，没有。借钱，这些最敏感的，装修家居，香港人买房子，差一点钱，我不想做按揭，谁会帮忙？没有，当然是找香港人。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差距，初步的社交网络做到，但是更加深层次的帮助网络，例如情绪支援，有困难，有压力，或者来到英国初时有抑郁症，遇到情绪压力，遇到抑郁症，找谁倾诉？有些人没有。”
研究指，英国社会必须超越初期的欢迎阶段，展开更深层次的服务接受香港人，同时必须积极促进香港人与英国同行之间的相互学习。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研究显示香港人在英国有投票权后，需要时间适应更深入的政治参与，包括了解当地政治文化语言，以及相关的流行议题、政治光谱等等。他指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要加强与地方政党、政策机构和智库的接触，令他们在社区发挥更强影响力。
他说：“我觉得其中一方面，报告也有提到，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影响，我们文化上的观念是比较觉得，有问题先诉诸自己，有问题先觉得怎样由自己开始去改善，或自己去承受，而不是去诉诸社会，去看看其他人愿不愿意去帮你，或者看得更加宏观一点，究竟是政策上、社会制度上、社会习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郑文杰说，需要有方法让来到英国的年轻人重拾对社会的信任，为他们提供语言、心理、就业、就学的支援。
他说：“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可以接触到当地，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经常自成一国，然后没有办法走出小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