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月由香港官方机构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书展，是年度最大型的书展。过去两度参与书展的香港出版商山道文化，近日突然被取消参展资格。山道文化创办人之一杨子俊表示，估计今次事件可能国安法下的政治审查有关，加上他个人因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4月份再被警方拘捕，控以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上庭答辩的日期正值书展展期，可能也成为官方考虑因素。
杨子俊批评官方制造寒蝉效应影响香港出版自由，筹备另起炉灶举办香港人书展，打破官方一言堂的局面。
由香港官方机构贸易发展局(简称贸发局)主办的香港书展，1990年起每年7月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是亚洲最大型的书展之一。
山道文化突然被DQ香港书展摊位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2020年的书展首次停办，去年的书展是疫情、《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加上中共建党百周年之下的第一次书展，参展商出售的书籍，反映香港言论出版自由如何受国安法影响备受关注。
2019年首次参与香港书展的山道文化，去年在国安法之下，第2次参与香港书展，并且成为场内极少数仍然有售卖香港社会政治题材书籍的参展商之一。
山道文化星期二(5月17日)傍晚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星期一(5月16日)接获贸发局通知，取消该公司今年在香港书展的参展资格，并且退回按金，但是当中没有就DQ(取消参加书展资格)解释任何原因。
创办人料或涉政治审查 批制造寒蝉效应
2019年参与反修例运动，在6-12金钟立法会冲突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右眼的前中学通识科教师杨子俊，被公众称为“爆眼教师”， 他亦是“山道文化”创办人之一。
杨子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被DQ参展资格来得很突然，该公司由今年1月开始申请书展摊位，期间并没有任何被DQ的迹象，他估计可能与国安法下的政治审查有关，批评官方制造寒蝉效应。
杨子俊说：“我只是想到我的摊位有什么特别，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去年曾经放过一些政治书籍，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绝对是一个它们(官方)的政治审查，即是觉得可能是一些摊位如果它继续摆政治书籍的话，可能就不符合它们本身想见到书籍的一个样貌，所以假设是可能我这个摊位没有了之后，剩下的场内摊位还够不够胆去摆一些可能不是官方立场的政治书籍呢﹖我想就未必敢了，因为它(参展商)见到的后果是，原来山道文化他们去年摆完政治书籍之后，今年就没得再参展的了，它们为了自己公司着想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这样是有一个寒蝉效应，大家会见到好像有一个样板，知道原来有这样的后果的话，就不会再做了。”
上庭答辩正值书展展期或成考虑因素
杨子俊表示，去年他们在书展摊位售卖的社会政治题材书籍，被亲中传媒点名批评，亦怀疑有建制组织向警方投诉他们售卖的书籍涉嫌违反国安法，有警员到场检查摊位的书籍，经检查后警方表明有关书籍并无问题。
事隔一年，贸发局突然取消该公司参展资格，杨子俊估计，书展主办单位贸发局作为官方机构，可能不希望书展再有非官方立场的书籍出现，加上他个人因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4月份再被警方拘捕，控以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上庭答辩的日期正值书展展期，可能也成为官方考虑因素。
杨子俊说：“除了那些书可能有危险的话，可能我个人的身份都有问题，因为始终都是我的案件第一庭就会在7月21日发生，其实同书展的期很吻合，即是书展是7月20日(开始)举行的，我7月21日就第一庭了，会不会它们(贸发局)都想降低相关的风险呢﹖它们可能会怕我在书展当中会做些什么，会不会卖些什么书﹖不知道会不会讲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可能是它们其中会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假设真的因为这些政治原因，而不让我们参展的话，其实它(贸发局)都不能明言的，因为始终在香港都仍然是‘无罪假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我现在暂时不是一个犯了法的人，所以它一直都不可以这样讲。”
书展如禁政治题材将影响出版自由
记者问及，今次贸发局DQ参展摊位事件，对香港的出版及言论自由带来什么影响﹖
杨子俊表示，香港书展之所以成为本地最具代表性的书展，是因为香港卖书的市场较小，而香港书展每年吸引约100万的人流参观，成为很多独立及小型出版社，每年一度出版新书最重要的平台，如果书展禁止参展商售卖政治题材的书籍，以后愿意出版相关题材书籍的出版社会愈来愈少，对出版及言论自由的影响不言而喻。
杨子俊说：“如果假设它们(参展商)根本就不可以在香港书展，去卖政治题材的书籍，它们还愿不愿意去投资时间、成本去出版一些新书呢﹖关于政治题材的新书呢﹖我想它们会再三思，因为它们明知那些书根本就未必可以回到本，未必可以有一个盈利的话，其实它们都不会有这个意愿去出版，而且今次都可能是一个官方的姿态。”
寒蝉效应或不断扩散
杨子俊表示，今次DQ事件最令人心寒的是，贸发局完全不愿意透露取消该公司参展资格的原因，令其他参展商人人自危，寒蝉效应可能会不断扩散。
杨子俊说：“今次正正是因为它(贸发局)完全都不肯给理由，在我们再问它不(愿意)给理由之后，其实很多传媒都有因为它们要做报道，再问TDC、即是问贸发局，但是它们都没有(回)覆的，都继续讲它们不会评论个别个案，很明显它们今次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些比较好的理由去解释，这个只会令到出版商会猜测，这个理由肯定是政治原因了，是因为山道文化它们去年曾经摆过政治书籍，一定是与这个有关。即是它们做到的效果是其他人会这样想，所以它们(出版商)会觉得官方未来其实都不想大家再出这些政治书籍的，它们会觉得这是官方慢慢展示一个姿态出来，它根本就不想大家继续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除了香港书展之外，它们(出版商)会不会继续够胆在香港其他地方，可能书店或者其他不同的活动，都去展出这些(政治题材)书籍呢﹖我想这个情况会慢慢恶化。”
筹办“香港人书展”打破官方一言堂局面
杨子俊表示，该公司有构思一旦被贸发局DQ书展参展资格的替代方案，目前正筹备另起炉灶举办“香港人书展”，打破官方一言堂的局面。
杨子俊说：“我们是会特别强调我们是被reject(拒绝)了，我们仍然都会继续售卖一些可能是官方觉得不应该在官方场地出现的书籍，所以主题上与一些可能是过往在会展以外办的书展有些不同的，我们本身的主题上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们尽量都可能是找一些同类型的书籍，除了是我们出的新书之外，会不会有其他出版社或者其他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想是出版一些相类似的政治书籍的，当然我们都会确保书籍内容是合法，但是只不过是题材比较敏感，而他们不够胆在香港书展里面展出的话，我们可以试试这样做的，这个我想是特色之一。”
时间仓促能否成事仍是未知之数
杨子俊表示，“香港人书展”亦希望做到国际化，让近年因政治、社会变迁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他们很多都仍然挂念香港，期望可以接触到香港的新书。这次“香港人书展”希望可以照顾到海外港人的需求，不过，由于筹备时间仓促，杨子俊坦言，能否成事仍是未知之数。
杨子俊说：“因为好像我们出版社为例，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海外的客人的，但是他们要付一个非常之高昂的运费，即是可能他买一本书那个运费是贵过本身的书的价值，这个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其实过往这几个月我们都在研究一些物流方案，即是会不会我们试试运一大批的书去到外国，然后由外国的物流中心再去分发那些书，我们都想在今次的书展去试运这种模式的，即是可否将一些新书运到外国，然后尝试用外国的方法去运送，令到海外的香港人都可以买到一些香港的新书，仍然维系大家的关系。我想我们的书展主要有这两大特色，现在筹备老实讲我们都很努力地物色场地，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始终都想办一个实体的活动，不过奈何现在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想跟香港书展差不多(展)期去举行的，所以最后是否能物色场地，现在还是未知之数。”
出版商冀贸发局解释DQ原因
由第一届香港书展开始从未缺席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贸发局有责任告知山道文化被取消今年书展摊位的原因，以免造成其他参展商的疑虑。
彭志铭说：“不可以一个这样你(贸发局)有权用尽的机会你都不放过，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我当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人家违规了，或者违(反)了你们一些原则，是些什么原则呢﹖你讲清楚就可以让其他的参展商都有一个例子吧，要不然人家其他的(参展商)，到时你又说不让人家参展，又封了人家(的摊位)，又是‘死得不明不白’，这是不应该，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是这样的。”
形容出版界弥漫白色恐怖
彭志铭表示，国安法前年6月底实施之后，去年开始该公司没有再出版时政评论的书籍，一方面是很多作者不愿意再出这类书籍，甚至有印刷厂不愿意印刷相关书籍，他形容出版界弥漫白色恐怖。
彭志铭说：“有些出版商它们已经整理好(内容)，然后就印刷厂，即是就算作者肯搞(出书)了，出版社又肯搞了、又肯编排了，但去到印刷厂都避免麻烦，印刷厂都不肯印的，这个我们去年都听过的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甚至乎我想你们都知(道)吧，就是《突破》它们印好了一份杂志，它们月刊来的，它们简直那份杂志印好了，宁愿印好了收起不拿出市面卖，都避免了一些麻烦，即是去年已经是有一种白色恐怖在这里，由去年至到现在我们都眼见，少了很多这类型的评论性的文章的书籍。”
彭志铭坦言，该公司今年没有再出版时政评论的书籍，由于缺乏新书的题材，该公司未决定是否参与今届香港书展，至于山道文化筹备另起炉灶举办“香港人书展”，彭志铭担心是否有足够的出版商及书籍参展。
彭志铭说：“现在应该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书种，香港的出版都少嘛，或者甚至乎涉猎到一些同时政的问题(有关)的书都少，如果它们(山道文化)会搞(香港人书展)的时候，它们都遇到不够书(的问题)，即是现在在讲香港自己出版的(书)不是很多，这一两年在坊间都不是见到有很多本土的书，或者是本土论政的书了，如果它是搞(香港人书展)它会找到那些书种呢﹖或者找到那些人跟它合作呢﹖他们都会面对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