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运动至今的一年中，香港许多抗争者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24岁的K（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一年前，她跟父母及胞姐同住，家中环境不错，没有经济负担，她跟父母关系最好，也最孝顺，直至去年的父亲节。
2019年的父亲节在6月16日，香港二百万人上街，参加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修订大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些人是全家出动。
由至亲变成蟑螂
K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很是钟爱。家中三姊妹，大姐早已结婚组织家庭，二姐跟父母皆认同警察暴力，认为示威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游行结束后，K回到家就受到母亲一顿数落。“从小到大，我在家也是最孝顺的，但妈妈竟然因为我参加游行指责我不孝顺，这对我来说很不公平。”
电视新闻每天播放示威画面，家中不能避免争执，K深觉已经没有可能再跟家人同桌吃饭，于是从6月开始，她每晚下班后就外出吃饭，一直等到家人睡觉后才回家。
这种逃避持续了两个月，直至7月21日。“我跟父母说，你们如此希望我被拘捕，又继续支持警察殴打市民，说不定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早晚会在报纸上看见我，或是在灵堂看见我。”当天， K跟家人一同透过电视，看着白衣人在元朗袭击市民的现场直播。看到记者被制服，K当下不禁激动大叫。然而，K的家人冷静地看着荧幕，说示威者是蟑螂，应该打死他们。“政见只是其次，始终大家的人生经验不一样，对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是是非黑白的问题。当陌生人说出如此凉薄的话，你难免会生气。但当如此冷血的是你的家人，你会很难接受照顾你多年的血肉至亲，竟然如此泯灭良知。K在这刻，终于下定决心要搬走。
多年亲情 一朝断绝
下定决心后，K请持相同政见的的大姐帮忙找房子。一天，她回到家中，一声不响便收拾衣物离开，事前没有跟家人提及。有一天，K说，她躺在床上，突然在想，自己长这么大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说：“我的人生一直一帆风顺，本打算工作到某个年纪，存够钱便跟男友买房结婚。但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但说到存钱买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第一次跟K碰面，是今年的母亲节。自从搬出来住后，她连父母的手机号码也拉黑了。今年的新年，她第一次一个人过。妈妈替她收集红包，透过亲戚转交给她。K发现在红包中间，夹杂了一张出自母亲手笔的字条，上面写着她的名字，还有祝福语句。想起日渐老去的父母，K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数年我本来希望跟父母变得更加亲密，因为知道父母未必还有很多时间陪伴我们。母亲身体也开始变差，我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孝顺他们。但没想到，去年年头也请妈妈到日本旅游，年中就发生社会运动，让我跟父母断绝联系。”
黎明来到之前的揽炒
反送中运动还没到一周年，上月21日，中国全国人大却突然公布“港版国安法”。这个突然的变化促使K在相隔数月后再次走上街头。2020年5月24日，香港网民发起 “反恶歌法大游行”。瘦弱的K知道自己在前线未必能帮上忙，则留在较后面的位置支援前线。抗争一年，换来的却是中共更强烈的打压，K说，早已预计会有这一天。“我们常常说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黎明来到之前的夜晚，必然是最黑暗的。我们常常说要揽炒，便预计了会有如此黑暗的一天。真正揽炒，我们才能重生。”
“反送中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觉醒。”一年前，K是一个娇娇女，对她来说，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之后回家吃饭，看看化妆教学影片。一年后，她每天下班就会回到只有大概10坪的套房，看新闻，在社交媒体转发文宣。周未则会外出参与示威。“一年前的我比较政治冷感，认为游行也没有用，为什么仍然要表态？但去年6月，很多香港人走出来守护香港的自由。这让我发现，原来香港人可以这样团结。”
以将来换取将来
“跟很多香港人一样，我只是以将来换取将来。”失去家人，失去人生规划，K说，自己的牺牲也不算是什么。“我现在所谓的牺牲，也只是在换取将来的自由，我认为是值得的。我大可以继续以前简单的生活，但我将失去自由，不可以使用Facebook，不可以谈政治。而且有更多人，他们牺牲的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及前途。”K曾经相信，香港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但到了反修例运动，以至现时的国安法，她发现香港无论司法、行政、立法，全部正被中共侵害。香港人，已失去选择的权利。
“我们现在应该争取的，只有香港独立。”K本来也只是希望争取五大诉求，直至国安法的出现。“我们之前一齐说要“揽炒”，又说这是香港的“end game”，但我认为，我们的end game现在才刚开始。”K说，当中共如此粗暴地打压，干预香港的《基本法》，令她更加坚决要投入社会运动。“至少我们有努力过，无论香港最后是否独立，在我心中，香港已经独立了。我们是个很团结的民族，有自己的国歌，我们是一群很了不起的人，这件事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下印记。作为香港人，我很自豪，也很有信心我们会继续打这场仗。”
“我也怕自己会心软，原谅了父母的话，感觉好像对不起其他同路人”。疫情让香港社会的抗争放慢了速度。跟家人断绝来往的K悄悄拜托老邻居关照父母。本来K也有思考跟父母的关系，但国安法的出现，令她决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抗争活动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本来打算在政治环境不太紧张时，或许可以与父母修补关系。但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并不会完结，假如父母发生什么事而我不在他们身边，我会后悔吗？我会，但要我现在原谅他们，我真的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