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推行香港《国安法》，习近平无疑是对自由和民主的香港宣判了“死刑”。而对西方来说，习近平“杀死”香港，带给他们的是 “善与恶、对与错、自由和压迫的对决”。事实上，在港版《国安法》7月1日实施后，美国立即宣布了制裁和限制措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和欧盟也纷纷进行谴责并采取相关措施。
“这是善与恶、对与错、自由和压迫的较量”
香港《国安法》实施的当天，7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立即举行相关议题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泰德·约霍（ Ted Yoho） 说，与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较量不再是美中较量，而是善与恶、对与错、自由与压迫的较量。
他说：“香港的这场斗争不是中美之间的斗争。是人类一直以来循环往复的努力，是对与错，善与恶的斗争，是自由与压制的斗争。最后，自由将胜利。”
约霍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害怕香港人的自由思想。
“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有着自由思想的地方存活，中共的目标就是要将任何形式的民主存在消灭在自己的边境附近。实质上，北京已经向世界宣布：中国和共产党是不可信任的。”
他还把中共在香港的做法与纳粹德国在二战时对犹太人、捷克人和波兰人的暴行相比。
他说： “问题是，在香港运营的国际企业将怎么做？他们会将利润置于国际协议之上吗？他们会将董事会成员关心的事情置于人权之上吗？股息收益、股票利润会成为他们继续运营、投资、生产，而对中共几近纳粹政权对数百万犹太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其他人施以暴行的行为视而不见的理由吗？我们希望不会是这样。”
约霍在最近的 一次讲话中还说，中共所作所为是对二战以来国际准则的最大破坏。
事实上，港版《国安法》一经实施，恶果已经彰显。7月1日，当数万香港人不顾禁令上街抗议这一法律时，香港警察逮捕了370人，其中10人被指违反了这个《国安法》。
约霍不是唯一这么担心的人。 在听证会上，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西奥多·多伊奇（Theodore Deutch）说，香港的情况令人不禁担心中共的下一步。
他说：“就在今天，香港警方已经在抓人了，在新法律中罪行还没有明了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谁？中共越来越野心勃勃，为破坏民法和自由的创造条件。尽管他们日益侵犯自由，但我们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为了他们的英勇和勇气，也为了推进自由。当子孙后代的自由与民主受到威胁时，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并采取行动。”
在国会的听证中，议员们一次又一次地问在国会作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李卓人、罗冠聪和梁继平，“我们能够为香港做什么，美国现在的各种措施是否有效？”
美国迅速制裁、限制中共官员，为港人提供政治庇护
作为对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的回应，美国会众议院7月1日一致通过一项制裁议案，旨在惩罚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7月2日，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对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也将受到制裁。
在此之前，星期一（6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装备。与此同时，商务部宣布暂时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
与此同时，参众两院还提出了给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的《香港安全港法案》。法案要求国务院指定特定香港人为特殊人文关怀的第二优先级政治庇护(Priority 2 refugees)。对象包括香港居民，或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和平参与政治活动及组织而对遭到迫害有充分担忧者，曾因和平行动被正式控罪、逮捕、定罪者，或上述两大群体的中国籍配偶、子女、父母。
除此之外，中国在香港的行动也促使美国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7月1日，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众议院提出众院版的《台湾防卫法》，以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
7月2日，70多名参众两院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内的残暴罪行作出正式认定，并对实施这些“令人发指”的政策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而且，美国的政策可能也不会因为白宫易主而改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7月1日发表声明说，如果他当选，他将走得更远。他将全面实施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香港和新疆人权的法律。
他还说，“北京的新《国安法》制定过程黑箱作业、规范范畴广泛，对于让香港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自由、自治，已经构成致命一击。”
拜登表示，它如果当选，将禁止美国企业帮助压迫和支持中共的国家监控。他还说，“如果北京试图让美国公民、企业与机构噤声，我将迅速实施经济制裁。
英、澳 、加、日和欧盟一致谴责中共
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做法也遭到其他西方国家的谴责。
6月30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英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布莱思维特代表27国发言，指《香港国安法》损害“一国两制”，明显影响人权，呼吁北京与香港政府重新考虑，并与香港人、机构和司法当局合作，防止进一步侵蚀香港的权利和自由。27国包括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瑞士等。
除了谴责之外，一些国家也纷纷采取了行动，有的限制了对中国的敏感军事物资的出口，有的向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
加拿大外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星期五宣布，由于香港实施《国安法》， 加拿大政府决定暂缓执行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同时禁止敏感军事物资出口到香港。同时，加拿大还对香港发出了旅游警示。
商鹏飞还说， 加拿大与国际社会严重关切香港《国安法》。他说，《国安法》不仅无视香港《基本法》，更无视“一国两制“原则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这个原则是香港作为全球枢纽的基础， 如今失去它后，加拿大不得不审视与香港的协议。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7月2日表示，澳政府正在考虑向因港版国安法面临风险的香港居民提供安全庇护签证。他说，香港局势的发展“非常令人担忧”。
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后，英国严厉谴责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并表示，将信守承诺，负起对香港人的责任，因此，英国宣布允许300万香港人申请移民英国。
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7月1日向英国国会表示，“中国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明显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并威胁了《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
7月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盟轮任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议时表示，将讨论中国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的事宜。两人说，欧盟将继续与中国讨论人权法治等问题，不过，欧盟还没有表示要制裁中国或给予港人庇护。
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3日再次表示，对香港的自治受到“侵蚀”感到担忧，将在任内向中国提出人权等问题。
在日本，日本放送协会NHK 7月3日报导，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为了抗议北京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准备正式请求日本政府取消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自民党认为，“不能对香港局势袖手旁观”。自民党还建议日本政府“对逃离香港的民众发放工作签证”。
习近平原订于今年4月国事访问日本，但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不断延后。
在国会作证的香港民主人士罗冠聪说，这些议案都非常好，重要的是如何执行。香港人受到了鼓励。
他说：“我认为这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重要进程。 那就是，虽然美国或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也不再将贸易或商业作为其优先事项，而是更看重人权和追求自由。因此，这些志趣相投的国家正在制定正确的议程。我们感到鼓舞，这是我们期望的最重要的事情。 ”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长曾锐生（Steve Tsang）告诉美国之音，西方国家联手可能不会让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妥协，但至少可以让他在其他问题上有所忌惮。
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不管压力有多大，北京是不会在香港国安法问题上退却的， 因为这样做，会让习近平觉得自己 很弱。作为一个强人，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很可能会阻止习近平在其他问题上继续冒进。”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代亚洲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Auslin）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和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是因为西方一直没有让中国付出代价，虽然这次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说： “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界从未让北京为其所做的任何事情付出过任何代价。 ……当一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再教育营地，集中营中时，世界什么也没做。它知道可以从香港脱身。同时，这也是给台湾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可以对香港这样做，准备好吧， 我们也会这样对付台湾。”
“杀死”香港，用“一国两制”收复台湾成泡影
不过，对习近平来说，杀死香港的最大的代价可能是来自台湾，因为没有人再相信“一国两制”，。
在被问道香港《国安法》如何影响台湾时，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卡洛尔·彼得森（Carole J. Petersen ）说：“简短地说，我认为‘一国两制’将无法实现。它是为台湾制定的。1989年，我首次移居香港时，人们会说，香港的这个政策非常保险，因为他们想要向台湾展示他们可以兑现承诺。但是，这显然没有发生。我想，中共不会再尝试对台湾采取任何软的外交手段，他们只想威吓台湾。”
除此之外，中共另一个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自己的国际声誉。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7月2日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虽然没有人可以假装自己能够阻止北京的行动，但是，北京如果不能坚守1984年与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不得不面临后果。
他说，北京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能与其经济相匹配的全球角色，就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
他问道：“如果他们（北京）不能在香港问题上信守承诺，那些与中国达成“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又如何相信北京可以遵守与他们的协议？在决定提供新的通信技术时， 我们又如何相信华为说自己是一个与国家没有联系的独立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