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民主派工会职工盟4月26日宣布取消举办五一游行。申办游行的一名前职工盟骨干成员当天一度失联。外界相信，他是在非自愿情况下撤回申请，估计港府采取的措施与中国大陆打压集会自由的手段十分相似。
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及干事杜振豪早前以个人名义向香港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在“五一“劳动节游行。杜振豪4月26日向美国之音透露，黄迺元当天上午一度失联，大约四个小时后才恢复人身自由，没有被拘捕。
杜振豪说：“等了很久。律师也找不到人。到了上午11点半才接到黄迺元的电话。他表明，基于港版国安法第63条（涉及保密责任的条款）的关系，自己什么都不可以说。他只说，自己已经签字取消游行（申请）。我也有问他，你签字的时候写上什么理由呢？他说，没有写上任何理由。他的情绪很波动，语调也很压抑。我个人猜想，应该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也未必是自由的决定。”
前职工盟主席失联数小时情绪崩溃
黄迺元没有说明自己是否被警方人员约见。杜振豪说，自己一直对游行获得港府批准期望不大，本以为警方会直接否决申请，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使人措手不及。
杜振豪说：“现在的情况是相当差的。黄迺元似乎有些遭遇，却不能对外透露。这是十分压抑的。很明显，港府对于游行集会的包容低了很多。其实一个国际城市必然有很多游行示威。以法国为例，当地经常有暴动，难道法国政府会因此而禁止所有游行示威，或者设置严苛的游行条件吗？ 我希望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港府能有法国那样的胸襟。”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黄迺元对自己的经历三缄其口，但外界不难想象当时的情况。
许智峰说：“当中必定有国安人员的逼迫、威吓，才导致（黄迺元）主动撤回（游行申请）。可能国安人员曾向他表示，如果游行期间出现任何影响公众安全的活动，前职工盟成员作为申办方就要负全责，甚至受到检控，控以非法集会或者暴动。我想，如果我是黄迺元，我也会因为害怕而撤回申请。”
疫情后，港府对外宣称香港已恢复常态。黄迺元曾对外表示，香港的五一游行具有悠久历史。关注劳工权益也是一种悠久的普世价值。举办五一游行正好反映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呈现的多元缤纷景象。
分析：黄迺元恐遭威吓非自愿撤回申请
许智峰表示，也许港府口中的“复常”另有所指。
许智峰说：“用一种讽刺的说法，‘复常’指的是香港的新常态，也就是没有表达诉求的自由，没有任何批评或反对的声音。未来香港不会有任何民主运动。工运涉及到很多工人和民众。中共就是担心聚众。现在传统工运都被禁止，更不用说其他。”
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的国安经常会在敏感时期传唤异议人士，名为约谈，实际上是恐吓。从黄迺元事后情绪崩溃看来，不排除香港警方仿效这种模式的可能。
郑家朗猜测，港府之所以不直接否决民主派的五一游行申请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理由。
郑家朗说：“过往（亲北京工会）工联会或者其他组织也有申办劳动节游行的经验，只是这次申办游行的是（前）职工盟成员。港府觉得没有理据拒绝游行申请，所以它必须以其他方式来反对申请，向国际社会表示，它并没有打压游行权利，只是主办方主动撤销。这是中国当局或国安经常采取的手法。”
夏宝龙：香港看似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月在香港考察时提到，游行并非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法。当时外界分析，这反映了北京并不想看到香港上演游行。郑家朗却注意到，夏宝龙同时提到，现在香港社会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乱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础尚需巩固。
郑家朗说；“这说法也是真的。因为香港的抗争其实也是因为（港版）国安法才静下来的。港人心中其实有很多怒火或不满，就算那些游行不是关于民主自由的诉求，只是和劳工权益等民生议题有关，港府也必须从一开始就阻止，以免它变成一个政治诉求的游行。”
郑家朗说，在《港版国安法》下，游行有可能成为亲北京阵营才享有的特权。
郑家朗说：“未来香港当然会继续出现游行, 但是可能只有亲北京或亲政府的人物才能成功申请游行。因为它（港府）害怕民主派或其他人士藉一些民生相关议题的游行来表达政治诉求。我们可能在未来的游行会看见一些荒谬情景，譬如参与者要挂牌（作为识别）或者在游行之前先要报名等等。”
香港警方4月26日确认，当天接获五一游行申请人通知，取消申请在港岛区举行公众活动。若公众五月一日继续在港岛进行违法的公众游行，有可能触犯公安条例。警方表示，曾在本月21日与申请人会面，了解他们就公众活动的安排，强调组织者必须在活动期间确保秩序良好及公共安全，并就活动负上法律责任。正在北京访问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日表示，若组织者经过衡量认为没有能力确保游行安全有序进行，取消申请是负责任的做法。他说，《基本法》确保港人有公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权利，但要确保在安全和不影响他人情况下进行，政府在有需要时会施加举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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