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运输署因应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就7-21元朗袭击事件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直，星期一开始实施车牌查册新规定，传媒今后查册车主登记资，必须以书面申请说明查册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由运输署长审批，相关查册申请没有定义“公众利益”，亦没有订明审批时限，被否决也不设上诉机制。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批评做法荒谬，认为是不尊重终审法院裁决，损害新闻自由。
香港运输署上星期五(1月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就终审法院去年裁定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就7-21元朗袭击事件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直，认为署方提供的车牌查册用途“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选项不清晰。署方表示，考虑终院判辞后已完成有关检讨，星期一(1月8日)开始推出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新安排。
传媒查车主资料须证涉重大公众利益
在原有安排下查册车牌登记车主资料，申请人需要符合3个特定条件，包括申请人是登记车主、已取到车主书面同意或声明申请人权益受直接影响。新安排下，符合查册的用途由3种增加至7种，包括保险索偿、买卖车辆、赔偿或申索、纠正车辆出现在不适用地方、追讨费用、法律程序或安全召回等。
至于申请原因不符合7种主要用途，例如传媒查册等，如果涉及“重大公众利益”，需要透过“例外情况申请”制度，提交书面陈述申请查册车牌登记车主资料的原因，再由运输署长审批。
申请书列明，运输署长除负责审批“涉重大公众利益”的车牌查册申请，亦可拒绝任何怀疑不利于中国国家安全，或相当可能威胁公共安全或损害维护公共秩序的申请。即使申请获批，运输署亦会在发出证明书之后两年内，以随机抽样形式查核，要求申请人在此期间保存所有相关证明文件或资料。
原有的车牌查册系统网上申请一按即出结果，不过，新机制下“例外情况申请”的处理时间，署方表示未能一概而论，要视乎个案及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是否充分，署方会尽快处理。
公众利益无定义不设审批时限不得上诉
有记者问及，传媒追查类似元朗7-21袭击事件算不算重大公众利益？运输署长李颂恩没直接回应，只是重申视乎个别情况。对于如何定义“重大公众利益”，李颂恩表示，没有一个广泛及客观定义，会视乎个案及申请人所提内容考虑，她又强调要平衡个人私隐权以及其他实际需要。
李颂恩表示，额外申请车牌查册机制不限于传媒使用，其他行业亦可循这个渠道申请，如有需要会咨询不同政府部门。李颂恩又表示，现时申请查册被否决不设上诉机制，新安排下亦同样不设上诉机制，不过，如果申请被拒，申请人提交额外资料后，运输署会重新考虑。
记协主席批新安排荒谬损新闻自由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车牌查册新安排源自蔡玉玲，就7-21元朗袭击事件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直，终审法院的判词讲得很清楚，把真诚的新闻报道纳入有关范畴，是一个建构性的选择，主要是落实《基本法》第27条以及《香港人权法案》第16条所列明，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他批评新的车牌查册安排“僭建”运输署长审批的程序，形容做法荒谬，甚至可能有潜在利益冲突，损害新闻自由。
陈朗升说：“你运输署长老实讲，即是一个中层的不高级的官员，你是有上司、你是有同僚之类，我们有时有些调查(报道)涉及一些跟你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会保密呢﹖你是会用怎样的一把尺去做这件事(审批)呢﹖以及我们做调查(报道)的时候，正正是因为有值得可议之处，我们才去调查而已，我有什么可能在调查之初已经可以写到整个(查册)理据给你，我都还未查到有些什么东西，不查就不知有没有理据了。”
质疑政府不重视传媒监察
陈朗升坦言在目前香港的社会环境之下，愿意做侦查报道的传媒机构及记者都少了很多，他认为加上运输署实施这样的车牌查册新安排，等如叫传媒不用做侦查报道了。他又认为，车牌查册新安排，反映香港政府如何看待传媒监察。
陈朗升说：“反映特区政府现在究竟怎么看待传媒监察，以往你看廉政公署它都有提及，即是它们70年代反贪(污)成功之一，就是因为舆论的监察，就因为传媒披露很多这些不合理的事，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事，这个是以前我们都觉得政府当局都会对这些事比较重视、对传媒的监督，现在很明显见到就是没有(重视)，即是完全不做事、觉得我们(传媒监察)可有可无，甚至是不想鼓励、不想容许你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陈朗升又表示，新的车牌查册安排无必要特别强调，基于国安考量可以拒绝申请，他认为此举只是用来“吓人”，其实市民都知道很多事情都可以直接动用国安法处理，他觉得毋须凡事牵涉到跟国安法有关。
先去信署长再考虑是否采法律行动
记协上星期五发声明表示，由政务官或技术官僚出任的运输署署长界定何谓“公众利益”，并对传媒查册作实质干预，做法非常不合适，亦违反《基本法》第27条赋予香港居民拥有新闻自由的庄严承诺。记协认为，只要运输署署长确认申请人的新闻记者身份，已足以使用有关车牌资料。
记协表示，会就有关议题咨询法律意见，不排除使用任何合法手法，争取合理的采访权利。
陈朗升表示，目前正咨询法律意见，会去信运输署长提出意见，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陈朗升说：“(记协)已经开始咨询法律意见，但是我们会写一封信给运输署长，即是跟她表达我们觉得她现在这个(车牌查册)方法，对新闻自由的损害，以及我们觉得她完全是不尊重终审法院那个裁决，看看运输署长的回应是怎样。”
评论员批行政主导下“体制霸权”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的车牌查册安排不设上诉机制，变成运输署长一人可以独断独行“话哂事”，形成行政主导下的“体制霸权”，甚至可能影响香港法治的国际形象。
谭美德说：“我们(香港)其实现在这么强调法治，这么强调香港要维护一个法治之都，仍然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运输)署长她的(车牌查册)审裁，或者她的裁决的时候，是令到有一些涉案的人士，甚至疑犯可以逍遥法外的呢﹖而这个代价谁去承担呢﹖即是如果因为她(运输署长)一个合理(审批)时间都不知何谓‘合理’，而结果那个情况底下，那个罪犯已经走了，而我们是没有跟那些地方有一个协议去引渡的话，请问我们怎样去执法呢﹖”
谭美德质疑新的车牌查册安排只是署方“应酬”终审法院的裁决，署方其实并没有正视传媒有查册的需要，亦没有正视过蔡玉玲案当中，其实是体制疏漏导致蔡玉玲被检控，他批评目前的体制没有与时并进。
蔡玉玲终极上诉得直 判辞指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
香港电台专题节目《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2020年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专题报道时，曾经在网上申请车牌查册，以寻找怀疑运载铁通、木棍等武器的车辆拥有人，用以辨认袭击者的身份背景等资料，其后她被警方拘捕，控告两项“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2021年被裁定罪名成立。
当时的主任裁判官徐绮薇认为，蔡玉玲申请车辆证明书目的，是要索取登记车主姓名以及地址，用作采访及报道，与她所选取的“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用途无直接关，判罚款6千港元(约770美元)，是首次有记者因查册罪成的案件。
蔡玉玲不服定罪上诉至终审法院，去年6月终审法院颁下书面裁决，一致裁定蔡玉玲上诉得直。判辞表示，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没有理由将真诚的新闻调查排除在“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因此蔡玉玲关于证明书的陈述不属虚假陈述，传媒亦可继续选择“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以申请车牌查册作新闻报道。政务司长陈国基回应终审法院裁决表示，相关部门会因应判决内容检视相关车牌查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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