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运超过一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控方日前完成对前总编辑钟沛权的26日盘问，案件星期四踏入第49日审讯，继续由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控方的盘问进行覆问，审讯时间比原定的20日多出超过一倍。
余若薇质疑控方的问题不断重覆，忧虑无法在剩余的时间完成覆问。有学者分析，案件主控积极尝试入罪，有如对香港人认识的新闻自由的审讯，形成两套价值观的冲击，案件对市民日后的知情权可能有重大影响。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2021年12月29日，“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半后，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举搜查办公室，多名高层人员被拘捕，即日宣布停止营运，翌日12月30日，《立场新闻》所属公司以及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理总编辑林绍桐，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两人被法庭拒绝保释即时还柙。
控方完成26日盘问比原定审期更长
两人被还柙接近一年后，案件去年10月31日正式开审，由法官郭伟健审理。控方代表署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表示，《立场新闻》不单是网媒，更是政治平台，特别是经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认为该网的文章“推波助澜”反政府，同时为非法人士“伸冤”、“戴光环”，并指称“目的不言而喻”。
控方在开庭时再呈交6个文件夹、超过1,500页文件，辩方质疑警方没提供所有搜证材料，决定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林绍桐及钟沛权先后获准保释，最后法庭拒绝永久终止聆讯申请，案件继续审理。
控方星期一(3月27日)完成对前总编辑钟沛权26日的盘问，由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控方的盘问进行覆问。
辩方质疑控方问题不断重覆
余若薇表示，控方新呈交接近300篇文件，因此她覆问的问题会比较多，她质疑控方的问题不断重覆，忧虑无法在剩余的时间完成覆问，余若薇又形容“控方留下非常具挑战性的任务给我”。
案件星期四(3月30日)踏入第49日审讯，继续由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就控方的盘问进行第3日覆问，审讯时间比原定的20日多出超过一倍。
余若薇连日来就控方提出多项议题进行覆问，其中针对《立场新闻》前员工的卡片(名片)，控方曾质疑有人印上“星星之火”的字眼，让人联想到支援示威者的“星火基金”。
余若薇呈上在卡片印上该字眼的前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的Facebook帖文，承认印有“星星之火”是他的卡片，并解释其实是他的名字“升升之火”的谐音，希望保持那份“好想做记者的火”。
评论员质疑控方反覆盘问对辩方不公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审讯时间比原定多出超过一倍的案例比较少见，而控方的指控内容很多都是出于主控个人的忆测及推断，较少提出实质的证据，质疑控方反覆盘问对辩方造成不公平。
谭美德说：“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见到卡片(名片)都认为可能是牵涉到煽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大家都会怕是不是要立刻拿自己的卡片来看看，是不是有颜色在上面都已经不成呢﹖所以你见到答辩人(钟沛权)都已经这么清楚讲明他们(立场新闻)的意图，而因为你(控方)是要去令到他入罪的情况底下，你不停去重覆一些问题，甚至乎到最后连法官都说，答辩人可以保持缄默权的时候，你从任何角度去看，你都会觉得大家的忍耐力或者那个接受程度都有限度了，所以你说不公平的话我觉得已经客气了，因为其实一定程度上面，现在他们只是被告而已，是未定罪的，这个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精神虐待来的。”
审讯接近半年仍未完成
谭美德表示，煽动罪首次定罪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本案两名被告还柙接近一年才开审，在控方突然呈交超过1,500页新证供等情况下，法庭才批准两名被告林绍桐及钟沛权先后保释，否则案件审讯到现在已经接近半年，如果被告仍然还柙的话，可能已经超出最高刑期。
谭美德说：“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见到过程里面(控方)其实是不停地提出一些新的证据，如果用辩方的讲法就是有一点‘玩突袭’。这个其实过去我们在普通法里面的案件，是比较少见到这些所谓‘突袭’的情况，所以我常常都质疑一件事情，其实以往我们所认知的完成交付还存不存在的呢﹖如果完成交付都不存在，原来它(控方)不停审(讯)可以不停找(新证据)，而不停审不停找的时候，它又可以不停再去问(答辩人)，而它不信你的企图的时候，它要不停问到你要承认你的企图为止，这个又是不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公平的审讯呢﹖我想公众自有公论。”
评论若要分级无人敢再写
余若薇星期四覆问提及，控方早前提及的“三不顾”，指钟沛权没有顾及心智未成熟、情绪不稳的读者以及引起社会不稳，而钟沛权作供时提到一般、正常的读者只会阅读有兴趣的内容，亦会自行搜寻资料，他认为不能低估香港市民的智慧。
余若薇表示，不少意见领袖(KOL)亦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点或影片，如果按照控方的说法，发布政治评论需要兼顾“非一般”读者，否则构成煽动及刑责，她询问钟沛权控方的原则是否都适用于意见领袖？
钟沛权回应表示，控方的原则难以实行，如果传媒报道或评论文章需要顾虑控方所指的“非一般读者”，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写得几温和都好，基本上唔（不）敢写、唔使（不用）写。”
钟沛权又表示，无论评论的观点有多寻常以及被多数人所接受，如果就控方的假设，极端读者会受影响，可能会令香港言论自由变得更恶劣，令人不敢再发表文章。
评论员指分级制令观点单一化
谭美德表示，评论文章要顾及“非一般”读者而要分等级的话，他形容是“匪夷所思”，他认为大部份评论员都不会无的放矢，要对自己评论的内容负责，评论的内容可以百花齐放，各有观点，而这些就是香港以往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
谭美德表示，《立场新闻》停运前的文章，不单是关于反政府的示威者，其实也有支持政府的“紫荆党”，他认为控方要将评论文将分等级的话，可能会令评论的观点单一化。
谭美德说：“或者你做评论的话，你只可以做一些是很符合官方立场的评论，这样即是你很‘激’(激烈)都可以接受了，举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的，如果套用在这个时代背景底下，这句说话相当具煽动性，是不是我引用习近平的说法，我就不算犯国安法呢﹖又例如2019年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社会虽然相当之动荡，但是最早讲‘黑暴’是什么媒体﹖最早讲‘黑暴’是那一班人﹖而黑色这个黑字很明显是一个形容词来的，暴力的暴字亦都是形容词来的，那么它们又算不算在煽动呢﹖还是它附和政权就不算是煽动呢﹖这样就不需要再有任何(评论)等级，即使它是心智未成熟我们都可以接受了，其实我觉得控方提出这些指控的时候，它是有责任去厘清。”
辩方呈亲政府评论质疑控方双重标准
针对控方指《立场新闻》博客文章没有事实基础、“将意见当事实写”，余若薇呈上10篇在其他媒体刊登，与法治及施政相关的评论文章，作者包括前特首梁振英、工联会会长吴秋北、专栏作家屈颖妍以及前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等，质疑控方“双重标准”。
当中梁振英在Facebook帖文表示，上诉庭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代表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出庭抗辩，质疑“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事？”。余若薇表示，《法律执业者条例》授权法院批准在香港以外执业的大律师来香港出庭，上诉庭亦有案例参考，质疑梁振英的帖文完全没有提及这些背景，违反控方提及的“戒条”。
屈颖妍的两篇评论文章批评前特首林郑月娥“离地”(不接地气)，讽刺她不懂用八达通、以为厕纸可以去便利店买。余若薇表示，文章“有一点嘲讽政府”、批评林郑月娥施政不堪，但文章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法。
至于吴秋北的两篇评论文章则批评“政治司法化”、法治之烂就烂于“黄官”，余若薇表示，这些内容似乎都没有事实铺陈，以控方说法就是煽动仇恨。而《文汇报》的社论则形容“一些法官包庇违法暴徒”，余若薇表示，这些都属于严重指控。
钟沛权回应余若薇表示，虽然不同意有关政治阵营作者的观点，但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些想法。钟沛权又表示，这些接近“批斗式”风格的评论在香港一向存在，亦是香港言论自由下的特色，他可以理解官方媒体是公权力的延伸，但是民间社会、无权力者拥有的言论自由不应比公权力少，他强调独立及自主的媒体，亦不应受到不切实际的红线规限。
陈家洛指有如对港人认知新闻自由审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案件主控积极尝试入罪，有如对香港人认识的新闻自由的审讯，形成两套价值观的冲击，案件对市民日后的知情权可能有重大影响。
陈家洛说：“我亦都有去听审的，我见到的就是主控方面很积极地尝试去入罪，用的方法我相信是令到我们一般市民来讲，是愈来愈过份，但是这个不单只是《立场新闻》受审，或者钟沛权作为前总编辑受审，亦都是香港的新闻自由，以及我们认识的香港的新闻自由所谓何事、操作方法，一些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对市民知情权的捍卫，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报道的理由，不论是什么意见都好都尝试去陈述，这些判断其实是对于香港人来讲，我相信大部份的市民都是耳熟能详的了，亦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亦都是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当中，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立论、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我们应该是欢迎的，即是由最左到最右的我们都可以涉猎到的时候，这个就是对民智来讲是最成熟，亦都是对市民最有信任的一个气氛环境了。”
或令市民对香港感到灰心
陈家洛表示，案件主控与钟沛权的观点有如两个平行时空，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南辕北辙，他认为虽然案件仍在审讯中，但控方的指控可能已经令香港人感到灰心。
陈家洛说：“无论判决最后的结果是怎样都好，认识过往香港新闻自由的香港人，都会觉得这个审讯整个过程是充满着很多对钟沛权本人的不公道的一些做法，所以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辩方要企图去反对这些做法，我们俗语所谓的你(控方)常常都‘搬龙门’(改变规则)，对于辩方来讲相当之不公平，所以大家看这些案件的时候，在过程当中也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我都不会排除为什么这么多香港市民对香港死心的理由之一，就是见到这些好像show trial，即是很明显要去杀鸡警猴式的一些审讯过程，是令到香港很多朋友是觉得我再不能够很舒服地认为我在这里生活是很安全、很认识我的环境，而是太多事情每日在突变当中，而突变的过程当中由政府主导的，主控去提出另外一套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新闻的方法，怎样去认知大家的权利与义务的方法，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个政治过程去处理，而不是透过法庭的方法来植入香港的社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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