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香港书展7月17日至23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这是自《基本法》第23条实施后的首届书展。尽管在国安法实施的阴影下，政治书籍明显减少。
但是以销售香港本土主题及独立发行著作为主的“界限书店”，却在书展期间一连三天被主办方要求下架四本书，分别是廖伟棠的《末日练习》、梁莉姿的《日常运动》、希望学的《异乡港孩》和区家麟的《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
另一出售《最后的信仰》的参展商“蓝蓝的天”，也被主办方要求将之下架。另外，区家麟的《二千零四十七夜》、《乱流》和邵家臻的《坐监情绪学》和《字里囚间》也同时被要求下架。
观察人士指出，香港自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不仅“因言获罪”的案例屡见不鲜，涉及异见政治及社会论述的书刊也都消声匿迹，为以防万一，比政府早一步“自我审查”更是不少单位选择采用的安全方案。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虽然在七月如常举行，政府执法部门还没出动，然而已经有参展商因为主办单位的“警告”和“要求”，而被逼将部分书籍下架。可是令人哗然的是，被下架的书籍的主题几乎跟政治无关，当中甚至是旅游书籍，令受影响参展商无奈地表示再也无法明白什么叫“敏感”。
在反对派已被政府全面整肃后，政治团体及高调以政治类书籍为号召的出版社，近年已在香港书展绝迹，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的媒体“热血时报”，近年也将所有出版刊物及产品主题改为跟政治完全无关的“风花雪月”，才得以继续获参展的资格。因此在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把关之下，香港书展的“安全系数”已经非常高。虽然仍然有部分参展商在书展上出售政治或社会学类型书籍，不过几乎都是跟新中国发展或共产党发迹相关的题材，以外国历史和政治为主题的书籍完全不见踪影。
参展商：无法判断何谓敏感
美国之音记者在书展期间到现场跟涉事参展商的负责人了解事件，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主办方是以收到有人投诉，然后在法律团队研究过之后觉得“敏感”，于是要求他们将上述著作下架的，只是对于何谓“敏感”，主办方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令他们摸不着头脑。
“界限书店”负责人Amber Cheung表示：“以往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携带在店内有售的著作来书展出售。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准则，只要觉得敏感便要我们下架，这样比较难以捉摸。因为部分著作是奇幻小说，或是家庭移居海外的访问纪录，所以我们是无法判断的。”
至于会否因此影响“界限书店”在下一届书展选择参展著作展出的考虑，甚至会否影响他们再参与书展的意欲，Amber Cheung表示下年的事留待下年才考虑，继续做好现在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蓝蓝的天”负责人伍自祯则坦言，自从《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影响言论自由的事一直存在，这次书展被要求将著作下架并非特例，所以并没有特别感到意外。他告诉美国之音：“其实这些事并不惊讶，因为他们在每天都到访过，只是我们没有将著作收起来。最初他们只是不断要求我们将《乱流》和《坐监情绪学》两本书下架，不过我们觉得《乱流》不应涉及任何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下架。”
在伍自祯受访当天，《乱流》仍然放在“蓝蓝的天”摊位前，公开发售及让顾客翻阅。当问及会否因此在往后就选择著作到书展作出更多考虑，伍自祯断然否定说：“不会，这不是我们的宗旨。我们觉得在合法合理情况之下，我们应该继续做我们应做的事。”
问题或在于作者并非著作
到底上述“禁书”有哪些“敏感”内容而不能被主办方接纳呢﹖《日常运动》是描写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为主题的小说；《坐监情绪学》和《字里囚间》则是作者回忆自己因政治罪坐囚，及到囚牢探望其他政治犯所见所闻辑录成书，这些或许确实触碰到政府的神经。只是其他被下架的著作之中，《末日练习》是一部科幻小说，当中提及人物虽有西藏转世灵童，但明显跟政治无关；《异乡港孩》是专访近年移居海外香港人的合集；《最后的信仰》主题如书名副题所言，是讲述新闻伦理；《二千零四十七夜》也只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散文集；《乱流》甚至是作者在香港寻幽探秘的旅行游集，从哪一方面都难以令人将“禁书”和“敏感”二字结连起来。
因此，分析人士指出，“敏感”的可能不是著作本身，而是作者。梁莉姿和廖伟棠曾经分别就2019年香港的抗争运动和港版国安法提出异议，希望学是由移居海外的香港教育工作者组成的群体，立场偏向支持抗争者。区家麟曾因撰写文章监督香港政府和批评施政，而被香港电台“封咪”。邵家臻更曾因参与占领中环行动，而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被判监8个月，也因此无法参与立法会选举竞选连任。
“敏感书”减少源于人才流失
不过另一方面，香港书展主办方并没有对其他也有出售上述“禁书”的参展商作出“警告”，令人对他们的做法有“选择性执法”的疑惑。没有在书展推出政治或历史类著作的参展商，表示没有收到过主办方的“提醒”。
例如香港大学出版社在这次书展推出的著作主要是跟法律知识和英语相关，负责这次参展的助理市务经理林怡文表示：“我们这次几乎把自己出版的新书和旧书都拿出来，我们强调捍卫学术自由，不会在筛选后才把著作拿出来。从来没人来劝告我们要收起或下架任何著作。”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在这次书展上，也有摆放跟香港社会发展有关的著作，他们表示收到参展商的“劝谕”是理所当然，也坦言被逼下架并非第一次在书展出现，所以对事件发生不感意外。
社长陈家扬更表示，大学出版社因为每一本书都需要由大学教授把关，所以评审比私营出版社严谨很多。若要考虑放在书展会否引来“敏感”的争议的话，出版社从一开始就不会让该著作出版。
对于政治类著作数量为何近年在香港书展减少，陈家扬表示：“以往编写政治和社会类著作的学者在近几年都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术界，甚至是离开了香港，这当然是每个学者自己的考虑。作者群的基数减少，延伸到出版社近几年也减少出版这些种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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