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强调振兴经济之声言犹在耳，官方数据却显示经济成长率逊于预期。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持续令中国与美欧各国关系日益紧张。
观察人士指出，在此内忧外患之际，多间外资律师行决定全面撤出中国，可以说是对中国带来的另一沉重打击。
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的律师，均承认中国经济不断转差，令律师行生意大不如前，是外资律师行下堂求去的主要原因，而中国法制转变和执行上出现问题，也令外资律师行头也不回。
根据全球权威律师数据库Leonard Solutions数据显示，美资律师行在中国的办公室数量，从2022年的643所减至今年7月的545所，也就是说有近一百所关门大吉。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有64家美资律师行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可是到了2024年7月，只有61家美资律师行还在中国设立办公室。而且光是最近一年，就不断传出美资律师行准备或已经撤出中国市场的消息。
世界上最大的律师行之一、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威嘉律师行（Weil, Gotshal & Manges LLP），先于去年除夕关闭位于北京的代表处，该代表处也在当月正式被中国官方除名。威嘉继而在今年3月表示开始考虑关闭上海代表处。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伉俪曾任职的盛德律师行（Sidley Austin LLP），在今年5月宣布不再续签上海代表处租约，只保留北京和香港的办公室。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Foerster）亦在5月宣布将在今年秋季关闭北京办公室。在香港和北京办事处设有14名合伙人和员工的德杰律师代表处（Dechert）甚至宣布将于今年内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和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Lathem & Watkins）等美国律师行，也同样在今年上半年宣布关闭或将关闭在中国的办公室。不单是撤出中国市场，现已被美国视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也受影响，大型美国律师行孖士打（Mayer Brown）表示计划逐步剥离目前的香港业务。温斯顿律师事务所（Winston & Strawn）亦在陆续关闭在香港的办公室。
就算没有撤离中国，继续留守中国的美资律师行也正缩减在中国的规模。Leopard Solutions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最大的73所美国律师行中，有32所于过去10年减少了律师人数。在北京48所最大的美国律师行中，有26所自2018年开始逐年减少律师人数。
无利可图唯有撤退
在外国律师看来，在中国营业已经无利可图，这是外资决定离开的最主要原因。为不少跨国银行的亚太区总部行政总裁提供法律意见，目前旅居台湾的新加坡禧睿咨询有限公司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Ross Feingold）表示，外国律师行要在中国和香港设办公室的原因，是要处理中国企业往外投资，第一种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或欧洲并购当地公司，第二种是安排中国企业在欧美上市，第三种是协助外商到中国内地投资，包括并购中国公司。
可是中国与美欧各国关系紧张，令外资公司与中国之间的交易大减，从而令律师行由于没有生意而离开。方恩格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洲都不受欢迎，所以他们不再并购欧美公司。而且美国政府也不欢迎中国企业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这样的业务现在也没有了。当然外国公司也不想在中国加码投资，这种生意现在又没有了。他们可以等一年、两年，可是如果等了几年都是完全没有业务，律师事务所就把内地和香港的办公室关闭。毕竟不管在香港或上海，设立办公室的费用很大，就算是派几个人驻守，每个人的年薪都很高，是100万美金以上，接近200万美金左右。”
另一方面，方恩格继续分析说，外资律师行以往也很喜欢跟中国的国营企业合作，因为国营企业会提供规模很大的案子，可以从中收取高昂费用，尤其是如果替国营企业在英国、中东或欧洲并购公司，收取的费用是非常昂贵。可是国营企业现在在国际社会沦为“负资产”，跟他们合作或有损名声。而且国营企业自身也出现负面新闻，所以部分律师事务所也希望避免沾上关系。
中国经济状况没有改善，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在今月公布的最新数据中显示，今年第2季中国经济成长率是4.7%，低于原先外界预测的5.1%，更比第1季的5.3%成长率下跌不少。以上数据更是在中国召开三中全会讨论振兴经济议题的背景之下公布，是对官方的美好愿望作出一大讽刺。
对中国律师行也构成打击
所谓唇亡齿寒，外资律师行撤出中国市场，对中国律师行而言不但不是少了竞争对手，相反是将要面临更严峻形势的预兆。四川川卓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冉彤认为，中国律师行和外资律师行之间是依附和合作关系，他说：“这肯定不是好事。外资律师行是为外资公司服务，他们也要接触大陆的机构、企业和老百姓，所以大陆的环境还是我们比较熟悉，大家合作起来也有业务可做。可是现在这些外资公司都赚不到钱了，撤离了，外资和本地律师行都因此受影响。”冉彤续称近年他的事务所生意因经济衰退而大不如前，估计比每年经济增长达10%的时间跌了至少一半。
除了经济因素，中国执法部门对于法规的执行手法，也间接令律师行举步维艰。冉彤告诉美国之音，他有一个客户本身是很好的民营企业，更担任企业家协会会长，业务发展得很好，但政府部门某一天却说他是黑社会，不仅把他抓起来，还将他的企业托管，数以千计员工的生计因此变得没有保障。
去年3月，中国警方突击搜查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茨集团（Mintz Group）在北京的办事处，更拘留5名员工；一个月后，国家安全部门对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的上海办事处进行突击检查；去年5月，执法部门突击搜查另一间咨询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的驻华办公室。中央电视台甚至公开指责外资与在华咨询公司连手隐瞒外国背景，以规避中国法律法规。
执法手法打击经济发展
所以冉彤认为，中国政府不应以“连坐”手法对待企业家和企业，若企业家本人有问题就应只追究他本人，不应因此把整个企业和员工们视为坏份子和犯罪集团，而将整个企业连根拔起，令不少人因此失业，构成经济衰退。
旅居于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局，主要是中国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抓，令无论外商或是中国的企业都难以稳定发展。所以司令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从根本着手：“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我想最重要的是改变对法律的诠释，改变法律上的陋习，全面让中国变成法治社会，不是人治社会，这样才能留住外资律师行，因为他们在中国生存和赖以生长的最重要支柱就是政府的信用和社会的良好法治基础。现在的改革仅仅都是皮毛改革，表面改革，和短期改革。”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好消息。新加坡最大的两所律师事务所，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和安盛律师事务所（Allen & Gledhill）均在今年开始拓展在中国的业务。
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近年逐步取代香港，成为欧美各国与东亚区之间的桥梁，因此在中国市场仍然巨大之下选择逆水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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