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15年两会，“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热句。但另一条重要信息却被忽视了，曾为“铁帽子王”曾庆红秘书的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在痛批海外据中纪委文章竞猜“庆亲王”时，首次证实了中国高层权斗中至关重要的“有关部门喂料”这一事实。
施芝鸿的身份及“有关部门喂料”说
财新网3月5日在显眼位置登了《施芝鸿：打大老虎不是以传说为依据》一文，施愤怒地斥责说，“海外媒体最近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竞相猜谜，是违背新闻职业伦理”，“举国竞猜庆亲王可笑之至”。
一般情况下，对于“海外反华势力”的相关文章，中国官方与官员不会用这种形式反应；如果真有反应，也是外交部的活儿。前总理温家宝当年因《纽约时报》关于《总理家人的财富》等报道辟谣，是央请香港朋友吴康民出面发表温的信件，自证清白；而施芝鸿这种反应却很特殊。
于是我仔细看了此文，发现两个有趣之处：
一是文末专门附上介绍：“施芝鸿，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庆红同志秘书﹑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长﹑副主任，2007年1月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二是施在讲话中谈到：“爆料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不要硬爆，……特别是有的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又未获得大陆有关部门喂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只能继续瞎掰编造。最新出现的情况是，抓住中纪委网站一篇文章点名某一个清朝亲王的名字大做文章，……明明是无中生有，又非要说得好像煞有介事。什么中纪委剑指某亲王，真是可笑之至。……所有这些都背离了新闻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中纪委网站上那篇文章是《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发表于2月25日。文章登出之后，确实引发了海外竞猜游戏。理由大约有两点，一是庆亲王这一封号中的“庆”字，中国高层有两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符合，一是曾庆红，二是贾庆林；二是从庆亲王得宠与所掌权势的程度，只与曾庆红相符。
施芝鸿当年做过曾庆红的秘书，其仕途系于上司恩主命运，此刻出面解释，自是情理中事。如果恩主无事，此举为自己加分；如果恩主有事，自身难免覆巢之痛，此刻出面解释，最多加上一条小罪，没啥大不了的。
“喂料”不出奇，奇在“有关部门”
细思一番，“有关部门喂料说”其实意味深长：它不仅指出“喂料”活动确实存在，而且暗示“喂料”活动既可能是个人行为，也可能是“组织上”的运作。
从2012年3月薄熙来出事之后，英文媒体对中共高层的猛料从未断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戴相龙家族在平安保险的详细持股情况，彭博社对习近平姐姐家族财富的报道等，绝对是内部人“喂料”给记者之后，才有了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深度调查报道。后来彭博社在上海、北京两家办事处被查抄，据说查出证据表明，是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向其透露的信息。但李东升爆料显然不是执行中央的正式指示，而是出于护主的个人行为。其时，周永康已经退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研究报告《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其资料显然也并非“有关部门喂料”，而是周永康系人马。
所谓“有关部门喂料”，当然是爆料者奉组织之命行事。那么，是哪些“有关部门”在如何组织“喂料”活动？
王歧山的“反腐传言先导模式”似乎并不向英文媒体喂料。从承担放送“打大老虎”消息的方式来看，主要通过中纪委监察网发布信息；但涉及其家族、部属的深度报道，则主要通过财新网等事先不断“抖包袱”，比如周永康家族、令计划家族。而且还经常故意制造神秘气氛，文章有时上网一两天后又撤下去，影响既成，却给人似乎这篇报道内容未得上面认可的感觉。
除了这种“重击”之外，还有意在威慑的“敲打”。“敲打”这种模式往往借助一些南方媒体与香港媒体；但并不通过港澳工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大公报等，那是曾经长期领导港澳工委的曾庆红的地盘。例如，关于李鹏家族的报道就属于“敲打”。2014年2月27日，广州《时代周刊》刊发文章，指出“三峡沦为私人订制的牟利机器”，“个别退休老领导”经常插手三峡工程事务；3月9日，香港《亚洲周刊》登出封面文章《李小琳王国的离岸公司揭秘》，国内网站纷纷转载前者。从《时代周刊》事后无人受惩这一迹象可以判断，这就是“有关部门喂料”，意在给李鹏施加压力，促成三峡集团顺利换帅。幕后的交易达成之后，4月上旬，李小琳借香港《文汇报》采访自我澄清，称有关她拥有离岸公司并在海南圈地的传闻都是谣言；4月14日，新华网“转载”旗下《财经国家周刊》文章《三峡集团换帅背后：领导层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对外释放了双方暂时达成和解的信号。
“敲打”还是“重击”：喂料意图不易解
虽然喂料成了中南海占星术判断形势的依据，但在“敲打”与“重击”迹象初露之时，二者不易判断。被打击目标有机会“澄清”，并不意味能够平安着陆，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相比，这是中南海占星术面临的新问题。
前苏联时期，高层斗争的特点是部分高层事前秘密串连，形成共识，最后让被打击目标在猝不及防之下以政治理由被清除，例如贝利亚就是在1953年6月26日受到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然后以政治罪名被秘密处决。外部观察者只能根据苏共中央某高官是否露面参加官方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接见外宾等确定其是否平安，是谓“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中南海占星术不一样，因中共高层博弈参加者都有自己的管道向中外媒体喂料，在尘埃落地之前，有一段双方互相扒皮的过程（现在因安全系统被清洗，成为掌权者扒失势者的皮），最后主要以腐败作为清除理由，因而更加扑朔迷离。仅仅根据某高层是否露面参加官方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接见外宾等迹象来确定其是否能平安着陆，已经不足为训。这不仅是对观察者而言，对当事人也是如此。
周永康在传言将出事之后，曾于2013年10月1日出席母校中国石油大学校庆，但两个月后就被关押了。令计划201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发文，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向今上表忠心，但22日即宣布被捕。今年春节前夕，央视于2月16日晚公布了习近平等探望老同志的名单，被各种不利传闻缠身的江泽民、郭伯雄等均列于其上。正当外界据此猜测郭伯雄可能平安着陆之时，其子郭正纲3月2日被列入被捕的14位军队将官当中。算起来，郭正纲被提为少将还是今年1月的事情。
也就是说，“中南海占星术”已经不能简单效法“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在苏联政治中所有表示某高层平安着陆的信息，在中国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综合发生过的事例，只要被列进今上的反腐名单上，进不进去，什么时候进，全看今上如何判断形势。此情此势，借用中国古语“狐疑”来形容最为贴切：习近平有如行走如冰上之狐，严重缺乏安全感，每行走几步，就得伏下身子，用耳朵听听冰块是否有碎裂之声，然后再往前走几步。
2015年“两会”表面的祥和，并未让中共历届退休常委安下心来，因为“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成为两会热句，王歧山又借盛赞已故历史学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之机，公开表示对家族式腐败、结党营私的痛恨。诸位中共“铁帽子王”最后是否能平安落地，保住家族成员终身富贵，还在未定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