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本该在3月两会之后登场的经济改革方案终于露出端倪：正在起草的改革方案将包括金融、财政、土地、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等7大领域，而且一反江胡时期惯例，这项改革将由总书记习近平“亲扛帅旗”。
*“克强指数”后面的隐忧*
2010年12月，据维基解密公开的文件显示，李克强在辽宁省任职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主要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当时李主政东北，该地还有不少重工业，据此判断该地真实经济状况，李克强自有其道理。
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根据“克强指数”来看，2013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用电量却只增长4.3%，铁路货运量则下降1.1% ，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不景气，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改善。新增贷款的实际流向与银行的官方报告不同，据说某些地方有6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业。
从税收来看，今年以来，地方税收虽然增长，但税收增速下滑。究其实，税收增长中来自于制造业的税收增长并非主流，而是地方政府使出了各种方法，比如补交、提前预征、趁新城镇化疯狂卖地等才达成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税收增长不能持续。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开支、官员工资、维稳经费、军费都仰赖于税收的持续增长。基于此，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上述几方面，显然出于自身的实际考虑，因为金融、财政、土地三者都关系到政府的“钱袋子”问题。中央银行近几年充分发挥印钞功能，保证中央财政的“钱袋”饱满，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巨额投资。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户籍则是为了让农民乖乖交出土地的安抚剂。所以这七大改革中的四项，其要点就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新增贷款流向来看，依然在走2009年以后的老路。不管中央政府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目前的新城镇化将如同2009年以后的政府投资一样，除了形成新的僵尸企业、僵尸开发区、僵尸项目之外，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2009年后中国陷入巨额债务泥潭*
2008年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成为世界各国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机会。但中国不仅没有借这一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让房地产泡沫消退，反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成了逆向调整，导致房地产泡沫持续放大。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美名”，但其结果之一是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泥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1月30日曾报道过，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中国债务因门类太多，数据也不透明，论者虽然大都承认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极大，但到底有多大风险，却莫衷一是。
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国内《财经》杂志的“摸底中国负债”（2013年4月7日）是篇详实可靠的文章，该文经过分门别类计算，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合计，总债务规模高达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的结论是：“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里昂证券今年5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总债务规模高达107万亿左右。
可以说，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中国常态。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的。印钞票的“积极后果”是政府的钱袋很满，没有财政压力；消极后果就是通胀，承担者是全体社会成员。说穿了，所谓通胀就是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利用铸造币权转嫁压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再来一次财富分配。
*2009年后中国的逆向经济调整*
2009年之后的经济逆向调整，还产生了比债务泥潭更为严重的后果：经济结构更趋畸型。
中国2009年依靠政府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付出的成本太高，还产生了大量资源错置现象。
所谓付出的成本太高，一是指制度成本太高，等于直接打通了中央政府手中掌控的“两只钱袋”——金融与财政：政府利用手中的铸币权，让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出的钞票通过政府投资、银行放贷等方式哗哗进入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口袋里；二是金融成本太高，钱流入不该去的地方后，成为各种形式的高利贷资金来源。在中国的债务总规模中，影子银行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问题。里昂证券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在13万亿至17万亿的水平，其中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而在银行理财产品中，59%没有担保。三是要素成本太高，除了能源、劳动力，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很快。由此带动各种物价攀升。在成本都攀升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下降，外资大量流出，就与成本攀升有直接关系。
资源错置体现在两点：大量政府投资未流入生产部门，而是流入房地产业（据说高达35-45%），导致五年内中国房地产价格攀升。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其中由政府垄断的地价上涨最快，据广东省统计局和房地产行业协会发布调查报告，2009年-2012年三年间，广东省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价格从每平方米852元上涨至3264元，涨幅近300%。
由于中国金融未对外开放，外汇管制制度客观上保护了中国金融。因此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中国的债务危机没有崩盘，一些地方的制造业还可以延续。出口也在继续。中国政府在没找到其它经济支撑点的情况下，仍然抱住房地产业这根主要支柱不放，以发展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新城镇化经过包装后出台。新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推动，仅仅从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季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1万亿。其结果也不出预料，全国各地开始上演抢地大戏，一些地方的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业的约占6成。
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其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导致许多企业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房地产价格攀升与全国数百座鬼城同时出现。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大量产生，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但却不产生效益。《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25日发表的调查报道“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烂尾”，详细记载了这个由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金组建的僵尸工业区，一个是累计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一个是投资280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两地目前成了烂尾工程，唐山市为此支付的利息每天就逾千万之巨。这只是中国类似的僵尸项目的一个缩影。这种僵尸企业不会产生效益，日渐增长的债务只会累积成一座大山。
发改委声称今后若干年内将投资40万亿，却并未说明这40万亿将从何处筹措。根据此前的情况，只能是继续印钞票，这一发行量将不比以往几年逊色多少。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本该在3月两会之后登场的经济改革方案终于露出端倪：正在起草的改革方案将包括金融、财政、土地、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等7大领域，而且一反江胡时期惯例，这项改革将由总书记习近平“亲扛帅旗”。
*“克强指数”后面的隐忧*
2010年12月，据维基解密公开的文件显示，李克强在辽宁省任职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主要看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当时李主政东北，该地还有不少重工业，据此判断该地真实经济状况，李克强自有其道理。
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根据“克强指数”来看，2013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7.7%，用电量却只增长4.3%，铁路货运量则下降1.1% ，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不景气，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改善。新增贷款的实际流向与银行的官方报告不同，据说某些地方有6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业。
从税收来看，今年以来，地方税收虽然增长，但税收增速下滑。究其实，税收增长中来自于制造业的税收增长并非主流，而是地方政府使出了各种方法，比如补交、提前预征、趁新城镇化疯狂卖地等才达成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税收增长不能持续。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开支、官员工资、维稳经费、军费都仰赖于税收的持续增长。基于此，中国政府将今年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上述几方面，显然出于自身的实际考虑，因为金融、财政、土地三者都关系到政府的“钱袋子”问题。中央银行近几年充分发挥印钞功能，保证中央财政的“钱袋”饱满，并维持各级政府的巨额投资。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户籍则是为了让农民乖乖交出土地的安抚剂。所以这七大改革中的四项，其要点就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新增贷款流向来看，依然在走2009年以后的老路。不管中央政府的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目前的新城镇化将如同2009年以后的政府投资一样，除了形成新的僵尸企业、僵尸开发区、僵尸项目之外，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2009年后中国陷入巨额债务泥潭*
2008年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成为世界各国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机会。但中国不仅没有借这一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让房地产泡沫消退，反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成了逆向调整，导致房地产泡沫持续放大。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美名”，但其结果之一是让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泥潭。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1月30日曾报道过，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中国债务因门类太多，数据也不透明，论者虽然大都承认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极大，但到底有多大风险，却莫衷一是。
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国内《财经》杂志的“摸底中国负债”（2013年4月7日）是篇详实可靠的文章，该文经过分门别类计算，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合计，总债务规模高达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的结论是：“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里昂证券今年5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总债务规模高达107万亿左右。
可以说，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中国常态。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的。印钞票的“积极后果”是政府的钱袋很满，没有财政压力；消极后果就是通胀，承担者是全体社会成员。说穿了，所谓通胀就是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利用铸造币权转嫁压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再来一次财富分配。
*2009年后中国的逆向经济调整*
2009年之后的经济逆向调整，还产生了比债务泥潭更为严重的后果：经济结构更趋畸型。
中国2009年依靠政府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付出的成本太高，还产生了大量资源错置现象。
所谓付出的成本太高，一是指制度成本太高，等于直接打通了中央政府手中掌控的“两只钱袋”——金融与财政：政府利用手中的铸币权，让银行开动印钞机。印出的钞票通过政府投资、银行放贷等方式哗哗进入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口袋里；二是金融成本太高，钱流入不该去的地方后，成为各种形式的高利贷资金来源。在中国的债务总规模中，影子银行是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问题。里昂证券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在13万亿至17万亿的水平，其中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而在银行理财产品中，59%没有担保。三是要素成本太高，除了能源、劳动力，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很快。由此带动各种物价攀升。在成本都攀升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下降，外资大量流出，就与成本攀升有直接关系。
资源错置体现在两点：大量政府投资未流入生产部门，而是流入房地产业（据说高达35-45%），导致五年内中国房地产价格攀升。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其中由政府垄断的地价上涨最快，据广东省统计局和房地产行业协会发布调查报告，2009年-2012年三年间，广东省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价格从每平方米852元上涨至3264元，涨幅近300%。
由于中国金融未对外开放，外汇管制制度客观上保护了中国金融。因此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中国的债务危机没有崩盘，一些地方的制造业还可以延续。出口也在继续。中国政府在没找到其它经济支撑点的情况下，仍然抱住房地产业这根主要支柱不放，以发展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新城镇化经过包装后出台。新城镇化需要巨额资金推动，仅仅从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季度，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1万亿。其结果也不出预料，全国各地开始上演抢地大戏，一些地方的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业的约占6成。
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其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导致许多企业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房地产价格攀升与全国数百座鬼城同时出现。而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中，许多僵尸型企业大量产生，这些企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但却不产生效益。《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25日发表的调查报道“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烂尾”，详细记载了这个由一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金组建的僵尸工业区，一个是累计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一个是投资280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两地目前成了烂尾工程，唐山市为此支付的利息每天就逾千万之巨。这只是中国类似的僵尸项目的一个缩影。这种僵尸企业不会产生效益，日渐增长的债务只会累积成一座大山。
发改委声称今后若干年内将投资40万亿，却并未说明这40万亿将从何处筹措。根据此前的情况，只能是继续印钞票，这一发行量将不比以往几年逊色多少。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