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新城镇化”的难点》系列评论的第二篇。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扩展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其中就业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本文分析中国“新城镇化”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而来？
*无就业机会，“新城镇化”只是“拆村运动”的延续*
过去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留下的货币堰塞湖，其实只是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之一。以下诸多问题影响到城市居住的质量与安全，如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口（北京的雾霾已算是一个警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尤其是新城区的教育与交通设施落后，对居民形成极大的不便；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全国城市下水管道建设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问题虽然严重，且麻烦多多，不断折磨着中国人，但都不如以下问题迫切，即大量被强迫“上楼”的农民无业可就。过去五年来，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强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称为“拆村运动”或者“灭村运动”）当中，有数千万农民沦为城镇游民。
按正常情况，城市化有如此之多的遗留问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停下脚步，改善、弥补上述缺陷，再考虑推进“新城镇化”。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容质疑的中国特色，过去这些问题属于过去，并不影响“新城镇化”的推行。最近，国家住建部官员在纸上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吸引力的蓝图：新城镇化作为“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发动机”，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2.6个百分 点，约占GDP增长值的37.15%。
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就是“无就业增长”。有人利用弧弹性的计算方法，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就业约0.3个百分点；但自90年代以来，就猛降为0.1个百 分点。通俗一点说，就是每年GDP增速很高，却无法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机会。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无法就业，失去土地、没有专业技能的中老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正在秣兵厉马的新城镇化，不管增加了什么内容，比如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增加土地补偿款、甚至可以在当地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等，只要没解决被城镇化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是过去五年来拆村运动的继续，就等于制造新的流民。
*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这一农村人口逐步迁徙至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与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前提。
中国近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激增导致的“伪城市化”。其特点是：在未形成新的产业之时，政府出于地方财政的需要，利用行政权力在农村强征农民土地、在城市拆迁大量民房，强行制造了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合谋赚取了超额利润。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算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却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成了新的城镇游民。在拆村运动发生之前，这些失地农民就已经高达1.2亿。（见本人文章：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尽管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早已开发过度，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早已经熄火，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所以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就成了政府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的主要任务。现在有关“新城镇化”好处的论述、以及“新城镇化”与过去的城市化如何不同的文章有不少，有人甚至虚拟出新城镇化后将产生的新消费与服务业的增长，但都回避一个问题，即就业机会如何营造？如果没有就业，消费、服务业就等于无源之水，农民们的土地补偿款用光了之后，他们将如何获得后续消费能力？又哪里有钱支付服务费用？
因此，在天花乱坠的专家论述新城镇化好处之时，一份非专家的民间语文推出了一个专题：《城镇化勿强推，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标题中的自由，显然是借鉴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即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却了土地，因此也失去了土地的羁绊，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成为流浪汉。
*一个正在扩张的流民中国*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来中国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各地政府手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上方宝剑，打着“城乡统筹”、“旧村改造”、 “小城镇化”旗号，用“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作诱饵，逼迫农民上楼，导致不少自焚、与拆迁者同归于尽等人间惨剧，无数农民被剥夺了房子与土地。中国媒体在过去几年，没少报道过这类人间悲剧，但因为举世皆知“新城镇化”已成为新总理李克强认可的新经济增长点，大都不敢再触霉头，在其履新之际指出“新城镇化”与原有的城市化乃是换汤不换药。
今后的“新城镇化”如果仍然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合作围绕土地牟利，土地收益还是在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之间分割，农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增长的“新城镇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比如制造一个流民中国。
流民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这有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为证，那些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体就是失地农民。
专制政治历来有“官逼民反”的基因。尽管如今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远远超出前代王朝，流民们的武装却无法追比前辈，连菜刀都要实名购买。但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虽无反的能力，却有乱的能力。他们虽然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警，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却绰绰有余。中国现在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其中就有一份政府大规模抢地的“功劳”。
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扩展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其中就业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本文分析中国“新城镇化”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而来？
*无就业机会，“新城镇化”只是“拆村运动”的延续*
过去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留下的货币堰塞湖，其实只是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之一。以下诸多问题影响到城市居住的质量与安全，如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口（北京的雾霾已算是一个警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尤其是新城区的教育与交通设施落后，对居民形成极大的不便；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全国城市下水管道建设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问题虽然严重，且麻烦多多，不断折磨着中国人，但都不如以下问题迫切，即大量被强迫“上楼”的农民无业可就。过去五年来，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强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称为“拆村运动”或者“灭村运动”）当中，有数千万农民沦为城镇游民。
按正常情况，城市化有如此之多的遗留问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停下脚步，改善、弥补上述缺陷，再考虑推进“新城镇化”。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容质疑的中国特色，过去这些问题属于过去，并不影响“新城镇化”的推行。最近，国家住建部官员在纸上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吸引力的蓝图：新城镇化作为“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发动机”，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2.6个百分 点，约占GDP增长值的37.15%。
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就是“无就业增长”。有人利用弧弹性的计算方法，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就业约0.3个百分点；但自90年代以来，就猛降为0.1个百 分点。通俗一点说，就是每年GDP增速很高，却无法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机会。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无法就业，失去土地、没有专业技能的中老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正在秣兵厉马的新城镇化，不管增加了什么内容，比如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增加土地补偿款、甚至可以在当地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等，只要没解决被城镇化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是过去五年来拆村运动的继续，就等于制造新的流民。
*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这一农村人口逐步迁徙至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与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前提。
中国近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激增导致的“伪城市化”。其特点是：在未形成新的产业之时，政府出于地方财政的需要，利用行政权力在农村强征农民土地、在城市拆迁大量民房，强行制造了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合谋赚取了超额利润。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算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却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成了新的城镇游民。在拆村运动发生之前，这些失地农民就已经高达1.2亿。（见本人文章：中国失地农民知多少？）
尽管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早已开发过度，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早已经熄火，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所以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就成了政府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的主要任务。现在有关“新城镇化”好处的论述、以及“新城镇化”与过去的城市化如何不同的文章有不少，有人甚至虚拟出新城镇化后将产生的新消费与服务业的增长，但都回避一个问题，即就业机会如何营造？如果没有就业，消费、服务业就等于无源之水，农民们的土地补偿款用光了之后，他们将如何获得后续消费能力？又哪里有钱支付服务费用？
因此，在天花乱坠的专家论述新城镇化好处之时，一份非专家的民间语文推出了一个专题：《城镇化勿强推，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标题中的自由，显然是借鉴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即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却了土地，因此也失去了土地的羁绊，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成为流浪汉。
*一个正在扩张的流民中国*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来中国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各地政府手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上方宝剑，打着“城乡统筹”、“旧村改造”、 “小城镇化”旗号，用“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作诱饵，逼迫农民上楼，导致不少自焚、与拆迁者同归于尽等人间惨剧，无数农民被剥夺了房子与土地。中国媒体在过去几年，没少报道过这类人间悲剧，但因为举世皆知“新城镇化”已成为新总理李克强认可的新经济增长点，大都不敢再触霉头，在其履新之际指出“新城镇化”与原有的城市化乃是换汤不换药。
今后的“新城镇化”如果仍然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合作围绕土地牟利，土地收益还是在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之间分割，农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增长的“新城镇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比如制造一个流民中国。
流民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这有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为证，那些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体就是失地农民。
专制政治历来有“官逼民反”的基因。尽管如今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远远超出前代王朝，流民们的武装却无法追比前辈，连菜刀都要实名购买。但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虽无反的能力，却有乱的能力。他们虽然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警，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却绰绰有余。中国现在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其中就有一份政府大规模抢地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