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采取一连串行动就香港问题制裁中国时，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因为不贩卖有香港字样的球衣再度遭到抨击。7月16日，NBA官网以及合作网站宣布将该产品下架。
7月12日，美国一名NBA球迷在推特上通过视频展示，一家与NBA官方合作的球衣个性定制网站禁卖印上“解放香港”字样的球衣。经两位美国知名体育记者的转发和亲测，事情不断发酵。7月14日上午，美国之音记者上该网站检测，发现“解放香港”的字样已被允许印上球衣。同天，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推文也证实了这一变化。
金里奇说：“要不是两名体育记者曝光此事，恐怕NBA还在限制这家电商网站，不许球迷定制印有‘解放香港’字样的球衣。”
负责NBA定制网站的Fanatics公司原本表示，无法订购“解放香港”球衣是因为“技术上的失误”。但7月16日，NBA再次改变决定，直接将该商品下架，消费者将无法订购NBA个性化球衣。
一名NBA发言人向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证实了这个决定。该发言人说“基于有人试图在个性化球衣上包含暴力，辱骂和仇恨的信息，NBA官网已禁用了个性化功能。。。以确保该功能不被用来煽动任何形式的暴力，仇恨或虐待。”
霍利：NBA做法犹如中共审查
就在此事被曝光的数天之前，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已把NBA的球衣话题推到了镁光灯下。随着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NBA最近决定允许球员在球衣背面印上社会正义相关的标语。上周五，霍利参议员致信NBA总裁肖华(Adam Silver)，他批评被NBA批准的标语中，对中共受害者的声援“赫然缺席”。
霍利说：“某些口号被允许，某些口号不被允许，这和中共的审查挺像。你们在口号上所做的决定本身就是对你们联盟价值观的展示......请允许你们的球员也可以声援维吾尔人和香港人，允许他们也可以声援美国执法部门，如果他们自己选择这么做。”
他在信中重提“莫雷事件”。去年10月，休士顿火箭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发推文支持港人民主抗争，结果NBA遭中国举国抵制，承受数亿美元损失。霍利批评NBA在此事件上臣服于中共。
他说：“和一个以暴力压迫和奴役为统治工具的政权串通一气，再大数额的利润也没法成为这么做的正当理由。”
科尔：NBA球衣表达 应有完整言论自由
《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国际战略分析师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若中共只要对NBA施点压，就能决定我们的球员在球衣上可表达什么，不可表达什么，那就荒唐了。球员本人该是自己球衣上表达什么的唯一决定人，该有完整的言论自由权。只要言论在合理范围内，他们就该全权决定自己的球衣上表达怎样的政治诉求。支持美国警察、美国军队也好，支持香港人、维吾尔人也好，都该被允许。”
科尔认为，为保障美国企业雇员能自由自主地发声，美国政府需要立法对言论自由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强迫美国航空公司修改台北隶属地，到要求外企吸纳中共党员入董事会；从试图封口“世界小姐”林耶凡，到向美国社媒公司索要香港异议人士的信息，科尔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施压和影响西方机构的实例。
索利：西方企业也反感中国威胁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马丁·索利 (Martin Thorley) 也有类似看法。索利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邮件中说：“NBA的窘境其实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映射出西方商业集团与中国互动链条中的问题环节。作为商业机构，它们自然倾向于把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一切问题的首要考虑；也正因此，中国成了问题因素。对NBA这类商业机构来说，中国市场商业价值巨大；也正因此，中国市场成了中国政府的威胁工具。”
索利指出，其实很多西方商业机构私下里非常反感中国的很多行为，只不过反感之余，它们也清楚利润受损的威胁。
科尔：美国应立法保障企业不受中国施压
科尔认为，要对抗来自中国政府层面的施压和威胁，就该由美国政府来安置一道法律屏障。
“在任何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仇美国家想要施压渗透的问题上，美国政府该立法要求美国公司服从美国战略利益，” 科尔说，“如果我们在政策强硬度上都没法和中国对称，我们就没法在世界舞台上跟中国竞争。”
科尔特别指出，这类立法其实早有先例。他提到一篇7月13号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文章。里面提到，1977年，为回应阿盟国家针对以色列的抵制运动 (Arab League Boycott of Israel)，美国国会通过《反抵制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及其“事实上控制的”外国子公司在涉及美国商业的情况下参与美国不认可的外国抵制活动。美国公司不得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行动，支持抵制以色列或任何其他未经美国认可的外国抵制活动。
美国商务部文件表示，该法案“有效防止美国公司被利用去执行一些与美国政策相反的外国政策。”
文章表示，当时有部分公司反诉该法案侵犯言论自由权，但联邦法院最终支持这部法案；理由是，该法案是基于美国政府的利益对商业性言论作出仅仅小范围的限制。文章中说，“美国公司最终意识到，这些规定是保护它们免受外国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守反抵制法规成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无需多少执法行动。”
科尔表示，现在美国企业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很多问题上也被迫作出违背美国利益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立法来解决刚刚讨论的所有问题，” 他说，“是的，这么做会让我们的企业被夹在中间，处境为难，但这些法律最终是保护美国企业和我们所有人免受中共摆弄。”
但科尔也承认，这么行动的政治意愿并没有形成，因为这些企业正在中国赚个盆丰钵满，并不想打乱现状，给自己惹麻烦。
他说：“我们的企业考虑的只是下一个财政周期。它们没有考虑未来10年里美中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也没考虑中国对美国经济和税基造成的影响……若做长期考虑，想在未来战胜中共，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这些行动。我们不能靠这些企业来给我们的未来做决定。”
索利则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当下诸多行为中所呈现出的整体趋向，他“呼吁NBA和其他西方商业机构思考一下，自己想在历史潮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想被后世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