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是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捍卫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对当时还是学生的金斯伯格表现印象深刻。他说，金斯伯格一生成就非凡，启发一代美国人，更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
孔杰荣说：“我希望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启发，不只对女性或美国人，还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我希望中国的诸多官员能意识到，女性应享有更大机会，在中国的司法系统担任更高职务。”
中国政界最高领导层的女性代表相对稀少。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只有一名女性，比例为4 %。在20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当中，女性人数为十人，占比5%。而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只有四名女性行政首长，占比不到12%。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三名是女性，特朗普提名了女性法官巴雷特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当中，女性共127人，占比23.7%。
孔杰荣说：“在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上，女性代表绝对是不足的。传统上，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晋升到最高领导层的女性通常是前领导人的配偶，妻子可能在丈夫去世后跃升重要职位，因为她已众所周知，而她的丈夫拥有许多人的钦佩、友谊和忠诚。”
孔杰荣表示，中国的女性部长屈指可数，但层级往下，副部长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人数增多，最高法院约有30%的女性法官。这表示女性实际上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内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最高领导层却仍由男性主导，显示男女地位不平等。
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季礼(Bruce Gilley)说，中国并非自由社会，在相对自由的商界和非营利组织能看到更多女性高层，但在不允许自由竞争的政治体系，情况截然不同。女性在政界的人数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季礼说：“中国的政治和体系反映的是党的意识形态授权。许多独裁国家都是如此，他们决定女性要占50%或30%，然后立下规定执行。这代表什么？是否因为党意图安排一定数量的女性来表彰自己的美德，女性地位就提升了呢？我不这么认为。所以在中国某些地区，可能会发现女性担任领导职位的比例更高。”
孔杰荣建议中国女权人士仿效他的学生、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他说，当时的台湾在蒋介石专政下，不允许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等主张，但争取女性权益是可以的。
孔杰荣说：“吕秀莲等人通过非政治主张和诉求来警醒人们反对独裁政府的重要。今天在中国大陆，任何挑战习近平独裁统治的妇女都将入狱。但如果他们抓住明显涉及人权的其他议题，让所有人一同思考，无论他们支持习近平独裁统治与否，这些权利将被注意，并可能让他们在不必坐牢的情况下试图维护合法权利，因为中国宪法明定男女平等。”
孔杰荣敦促中国人民，特别是法律界人士提倡女性平等权益，不仅在理论上如此，更要付诸行动。
他说：“这涉及政府任命的增加，不要只是空心的职位，而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
季礼表示，台湾总统和香港特首皆为女性，台湾政界也有诸多女性高级官员。这些职位由女性担任，因为她们是最佳人选，这向女性发出非常重要的信号。
季礼说：“实际上台湾和香港的情况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自由的华人社会中，女性的能力以及担任公职的表现和男性一样好。相对的，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显示情况是否如此。”
孔杰荣说，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社会更加不透明，人民自由受强力打压。可悲的是，习近平表面推崇孔子思想，却没有照孔子说的“孩子应该听父亲的话”。他没有遵循习仲勋所说“允许提出不同意见”，而是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对待不同声音。然而法家的人人平等原则没有得到体现，这点从女性地位可见一斑。
孔杰荣说：“很遗憾习近平没有更多地强调平等待遇。他在理论上这么说，但没有实行。因此我认为当代政府系统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来为女性带来更多机会。”
季礼说：“毛泽东说‘妇女能撑半边天’，我们同意这句话。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未允许妇女撑起半边天。中国的政治未能允许女性完全平等地参与，这极大浪费了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