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当穆达伟告诉父母自己被中国驱逐时，他们说，听起来像当年的东德。
穆达伟的父亲出生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幼年时随家人逃往西德。成年后，他有时会去东德看亲戚，但他很少提及那里的事。
不久前，穆达伟在柏林参观了一处前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去年在台湾旅行时，他去了国家人权博物馆——令人压抑和恐惧的长长走廊，一间间监室和审讯室——他觉得这些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让他想起在中国的经历。
“中国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地方，也有政治犯，也会被酷刑，被关押，”他说。“专制就是有很多共同的方面。”
在他眼中，这些灰暗的监牢却也蕴含着希望。今天的台湾和东德已经不再是那个样子，“有一天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里，一纸来自中国大陆同龄人的留言令他动容：
“我生活在香港，为今日走在街头的同胞担心害怕，也为同胞捍卫自由而感到骄傲。
二二八的平反走了四十年，这让我深受鼓舞。六四过去三十年了，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被迫沉默的人们也可以得到慰藉了吧？”
穆达伟是一名德国90后，讲一口流利中文。过去三年里，在北京、香港、德国生活。不论身处何地，中国的人权问题从未离开他的视野。
7月初，当第一名香港男子因触犯港版《国安法》被押上法庭时，穆达伟（David Missal）买了 一件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T恤衫。
去年6月，他和上百万港人一道走在“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的队伍里。他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上街游行。
“今日我係香港人，”他在推特上写道。
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新闻系研究生期间，因为拍摄维权律师纪录短片《蔺律师》，穆达伟被武汉警方短暂拘留，后被当局驱逐出境，他的微信账号被封，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还发表了一篇奚落他的文章。
当年夏天，他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中国。很快，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他赴港读书，念新闻系硕士，为期一年。9月，他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当时已经有一些记者或活动者被拒绝入境，所以坐飞机的时候，下飞机之后，过边境，一直很紧张，”一年前从港大毕业的穆达伟从德国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但后来幸好他们还让我过来。”
“一国两制竟然还存在！”顺利入境香港后，他感叹。
初到香港，穆达伟觉得那是一个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伫立在港大校园的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国殇之柱”、“六四”纪念馆里那顶被子弹穿过的头盔；校园里放映的香港年轻抗争者纪录片、课堂上百无禁忌的讨论……他觉得这真是一片充满自由的土地。
“虽然这个地方属于中国，但是它可以是自由的。这真的是挺棒的，”他说。
对他而言，这种差异感尤为强烈，毕竟一个月前，他才被中国政府驱逐；几个月前，他还在清华大学旁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那时，大家都在看爱国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他只看了10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四年前的“雨伞运动”和几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民族党被禁止活动、《金融时报》编辑马凯（Victor Mallet）签证被拒——让他很快意识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迅速侵蚀。
他为主张香港独立的年轻抗争者陈家驹拍摄了一部短片，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读出绝望。他也问很多香港人，十年后这座城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穆达伟没想到，哪里用得了十年，这么快，自由就消失殆尽了。当年他采访的陈家驹目前流亡海外，他是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通缉的六名海外人士之一。
穆达伟说，《国安法》通过前，他还一直抱着希望，相信港人会继续游行，继续抗争，但现在，他觉得悲观。
“香港以前让我们看到中国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现在这个好的例子没有了，”他说。“真的，我觉得特别可惜，香港现在看上去会成为和大陆别的地方一样的样子。”
如今，穆达伟在重洋之外望着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他原计划去去台湾读书，却因为新冠疫情被迫搁置。眼下，他在做有关北京对德国大学渗透的研究，也在网上公开批评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如果香港的自由没有了，如果在新疆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德国政府基上什么都不说，或只会说我们很关心这些问题，” 穆达伟说。
“我觉得都是废话，”他说。
穆达伟说，面对当下局势，德国政府当然应该制裁香港官员，当然应该禁止华为参与建设5G网络。但是德国汽车公司的影响力很大，它们的游说让政府官员缺乏明确立场。
曾经，穆达伟的理想是当一名驻华记者，现在他能为国际特赦这类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工作。
直到今天，穆达伟仍然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无法去北京看望他的朋友。今年春节，他在网上写道：
“我很想念在北京的时光，同时不后悔任何做的事。有一些理想不能随便放弃，必须继续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