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可能于今年11月分别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而早在7月中旬，就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向德、法、意、西的四国领导人发出了11月访问北京的邀请。有消息称，朔尔茨的访华日期会在11月4日，而马克龙的访华时间尚未确定。
但在9月30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高级研究员巴尔金（Noah Barkin）在推特上称，德国总理府在过去24小时内私下透露，朔尔茨将推迟原定于今年11月第一周访问中国的计划。推迟访华行程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今年年底前仍有可能成行。
无论成行的是朔尔茨还是马克龙，都将成为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首位访华的西方世界领导人。但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访华无疑将肩负更多的使命，因为中德间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对于两国的重要性，是远超中法之间的。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并走向长期对抗的背景下，欧美经济与中国脱钩的论调也一直不绝于耳。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次朔尔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成行的话）将会是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中国对中德关系的期待远高于德国
“中国外交当下的重点是要平衡中欧关系，因为北京需要欧洲来平衡中美关系。或者说在美中欧三角关系当中， 欧洲是北京现在以及未来最看重的。而在欧洲当中， 德国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性仍然没有丧失，但德国在欧洲的对华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扮演着一个绥靖者的角色。”
吴强认为，朔尔茨和社民党对北京来讲，是整个中国对欧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资产”。“ 我想用“资产”这个词，因为朔尔茨的对华政策，在相对程度上是继承了社民党从施罗德以来的对华亲善态度。 不光是友好，是比友好的态度还要更高的“亲善”。 而这种亲善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绥靖的态度”。
从欧盟的角度看，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国家在最近两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上，都纷纷对中国表示出较为强硬的态度。而且如何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上的团结，也一直是欧盟对外关系中需要首要考虑的。因此，对于北京来讲，德国较为温和的态度对北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存在”，吴强表示。“这样一个又能扮演领导关键地位的， 能够缓和欧洲总体上对华的这种强硬立场上的一个纽带性的关系。 换句话说， 中德关系是中国避免陷入外交事务彻底孤立的最后一根稻草， 或最后一个救生圈。当然，中法关系也是在扮演一个类似的作用”。
从中国的角度看，今年的十一月份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首先是今年中国政治的重头戏二十大将在本月召开，如果按照外界的普遍预期，习近平将迎来他的第三个任期。在重要的人事布局完成后，11月将成为其外交亮相的完美时刻。
“从习近平角度来说，他在第三任期确定之后，就需要在外交上有 一个进一步的展开。在这种情况 下，从习的角度看是绝对需要的，特别是西方国家。因为他这么长时间，跟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都搞得不怎么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要显示出他的外交还是管用的”，现居柏林的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但在两周前放出风声要在11月初访华后，朔尔茨在上周晚些时候又推迟了其首次访华的日程表。这表明朔尔茨的年内访华是否能成行，还存在很大的变数。毕竟，朔尔茨在年初的对俄立场问题上，就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
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就称，美国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中，对俄表示出强硬的态度。然而在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争后，朔尔茨迅速改变政策，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朔尔茨是一个变色龙的角色。他在对俄的立场上调整的相当迅速，让中国外交部大惊失色”，吴强表示，“北京是没有预料到朔尔茨在对俄立场上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包括能源问题以及支持乌克兰抗战，尽管德国国内以及外界对朔尔茨的这种支持，仍是抱有怀疑的”。
但对北京来说，最不愿意看到的自然是朔尔茨未来在对华政策上也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朔尔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吴强说道。
德中经济关系里的信任危机
中国在2020年首次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在2021年保持住了这一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国仍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欧盟商会在2020年就称中国已成为欧洲企业的“关键市场”。
而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为235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中国出口1151.9亿美元，同比增长32.7%；进口1199.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6年蝉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德国在华主要投资领域为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信等，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的评价是，“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
朔尔茨如果今年访华成行，将也会带有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是中德（前联邦德国）建交50周年。
“这五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作为欧洲的工业强国，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德国是依照着什么原则呢？ 就是说（期望）通过贸易来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投资，包括在中国的工业活动等等”，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比如在默克尔16年的执政期间，德国政府是鼓励德国的工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到中国去投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在技术上的发展相当程度是依托德国的资助的。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难点，在默克尔离开，朔尔茨执政后，中德之间在政治信任上产生了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明显地影响到了各方面的政策”。
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出逐步强硬化的趋势。
6月，德国外长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就表示，德国正在制定新的中国战略，目的是减少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贝尔博克强调，为了排除涉及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商品，会更仔细地检查德国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在9月也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产品的依赖性。他表示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德国不会再“天真”。这也被外界认为是哈贝克首次明确表示，对华更为强硬的路线正在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措施。
而据媒体报道，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一揽子措施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企的吸引力。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向在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提供国家投资出口担保、停止包括在中国举办推介活动或者培训经理人等在内的小型项目等等。
德国政府公开表态要减轻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德国政府将不再为在华德国企业提供政治担保，而这个担保是德国国内银行所需要的间接担保”，吴强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在华的德企，以及德国经济界最关心和最需要的，是朔尔茨为他们获取中国方面在政治上的担保，也就是德国企业在经营上的自由，以及德国企业不受共产党设立党支部这些政治上的干预， 以及对于德国在华投资受到保护的承诺。 包括在中国国内的雇佣关系，物流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过去2年在华德国企业最为担忧的”。
张俊华也认为，“第一，不会像以前那样鼓励德国的工业界到中国去投资，不再鼓励跟中国的技术合作。这个信号发出后，中国政府当然是很不高兴的，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做沟通。一个是跟中国政府的沟通，另一个是跟在中国的德国工业界沟通。这两种沟通现在都很有必要，我想这也是他去访问的一个目的”。
人权议题
贝尔博克和哈贝克都来自于德国议会的第三大党——绿党，一个提倡绿色政治，主张和平，主张回归自然生活方式的政党。而德国和绿色经济方面则毫无疑问有着相当大的合作空间。
吴强表示，绿色经济和人权都会成为朔尔茨访华的重要议题，“比如说对经济部长来讲，是否会把投资和资本跟人权做一个挂钩， 这是 一个点。外长会不会公开地批评中国的新疆问题等等，这些是值得观察的”。“我估计在绿色经济方面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人权问题是不是会成为另一种绿色的议题，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要不要建立起某种人权标准， 这都是值得观察的。外界对此是有所期望的，包括绿党内部也是有所期望的”。
默克尔在其执政的16年里，一直对中国保持着沉默式的人权外交态度。也就是说，尽量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默克尔来中国访问过很多次，每次来访时，人权问题都是在桌子底下谈的。她见了中国的总理和总书记以后，是在大使馆里面，私底下跟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人权捍卫者见面，而且不公开。这种沉默的人权外交，是过去十几年欧中，特别是德中和法中的一种主要模式。”
但无论朔尔茨的访华之旅在年内是否能够成行，德国以及欧盟在对华政策中的两面性都将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调和的问题——密切的经贸关系，敏感的人权问题，还有潜在的台海问题。但无论怎样，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德国及欧盟的重要性在进一步的提升。
“对中国来讲，留住德国， 保持德中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从目前来讲，从未来5年内来讲，都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是否会在朔尔茨访华期间，在上述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也是值得观察的”，吴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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