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来自中国辽宁省的29岁的留学生于淼淼在新加坡遇到了33岁的印度企业管理顾问席瓦吉·达斯，两人顿时陷入爱河。
于淼淼的父亲是一名小商人、母亲是一名退休的政府雇员。她出生在中国，靠奖学金到新加坡读大学。而席瓦吉·达斯则来自一个传统的印度家庭，他的父亲曾在印度铁路工作，现已退休，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在与于淼淼相识一年后，席瓦吉和她决定步入婚姻殿堂，但是他们两人谁都没有为将来面临的来自两个敌对国家的挑战做好准备。
于淼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我告诉妈妈我的结婚计划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嫁给谁？’后来我回家把席瓦吉介绍给她，但进展还是不太顺利。”
于淼淼表示：“在与席瓦吉见面后，我的母亲通过观察发现了他‘冷静、关心他人和自律的个性’，以及他为了使于淼淼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感到舒适所做出的努力，最后总算感到放心了。”
印度和中国的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前几年再次由于边境冲突而进一步恶化。
席瓦吉的印度家庭没有反对两人的结合。于淼淼说：“席瓦吉的父母能够生动地叙述1962年的印中战争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把我与那段痛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席瓦吉在说服于淼淼的母亲对他们的婚姻承诺表示认可时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因为于淼淼的母亲担心，如果于淼淼与席瓦吉的父母发生争执，席瓦吉会选择离开她的女儿。
像于淼淼和席瓦吉这样的跨种族混血夫妇在两国都经常面临偏见和歧视，于是他们决定探索印中混血夫妇所面临的“爱情与波折”。
席瓦吉和于淼淼听到了其他像他们这样的夫妇的类似痛苦经历，于是决定写一本关于这些夫妇的书。
《从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讲述了印中夫妇如何克服家庭对立和文化规范，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于淼淼说：“撰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新加坡的一起事件。一名陌生男子朝着一对夫妇吐口水，警告男友‘远离我们的女孩。’我们将跨种族婚姻看作是文化、政治、宗教、经济、性别动态、社会趋势和个体个性等多方面交汇的地方，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历史上紧张的关系导致两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偏见，这些夫妇经常因与“敌对”国家的人谈恋爱而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席瓦吉说，尽管有时被自己的家人称为整个种族的“叛徒”，甚至被外人称为“间谍”，但这些夫妇还是将自己视为“和平使者”，希望调和两国之间的分歧并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在新书中，席瓦吉·达斯和于淼淼探讨了印中跨文化婚姻面临的“爱情与困扰”，这些夫妇不仅要应对文化差异和偏见，还要应对两国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在此之前，席瓦吉和于淼淼还合著了一本名为《可见的隐形人：亚洲移民工人的故事》的书。他们惊讶地发现关于印中夫妇的挑战、妥协和决心几乎没有人写过，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书能够重点关注实现这些异族通婚付出的艰辛努力。
在新加坡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工作的45岁的席瓦吉·达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听到和记录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说明印度和中国人如何能够相互接触、弥合文化障碍、克服各自家庭带来的巨大挑战。”
在印度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该书的作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对于帮助弥合分歧和建立社区之间的理解“至关重要”。
席瓦吉说：“对于印度和中国的公民来说，获得签证或结婚证书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由于这类问题，我们书中介绍的一对夫妇最终不得不在尼泊尔结婚。”
他说：“但是，当夫妻俩不住在一起时，即使保持联系也可能很困难，因为许多中国应用程序在印度被禁止，而且许多在印度流行的应用程序在中国无法使用。 这甚至会引起恐惧和怀疑，认为对方失去了兴趣并开始约会其他人。”
《从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记录了14对印中夫妇的故事，他们分享了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是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动人故事。
在为这本书采访其他印中夫妇时，于淼淼发现文化差异在印中夫妇的关系动态中发挥的作用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31 岁的阿纳夫·戈希和丽贝卡·叶就是这种情况。印度裔公司经理戈什回忆道，在他们结婚前一年，他们住在香港的一套三居室房子里，他没有做任何家务，这让他的岳母很不高兴。
“在我的印度家庭，我的母亲做饭、打扫我的房间、洗衣服。我从来没有学过做家务，这让丽贝卡的母亲很不高兴，她希望我在家做这些家务事，”在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电子商务科技初创公司工作的戈希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做所有家务，包括洗碗。
“此外，她的父母有一些看法，认为印度男人对待女性不好，印度落后而且对女性不安全。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与他们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和压力。”
来自香港的叶女士是一名药物研究科学家，出生于英国，她也说要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并不容易。
尽管困难重重，这对夫妇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于2017年结婚。叶说：“我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些年来我们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牢固。”
即使一对夫妇的父母都接受了他们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
席瓦吉表示，自2020年开始的印度和中国在拉达克地区的新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两国社群之间的种族主义，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落后”、“不可信”和“危险”。
席瓦吉说：“在社会如此两极分化的关键时刻，写一本关于异族通婚的书至关重要。”
席瓦吉说：“有时候，朋友开玩笑说我们是来自各自国家的间谍。虽然我们很幸运只引发了一些无害的玩笑，但其他夫妇却面临着线上和线下的欺凌。 这些恶意信息大多来自对这对夫妇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在这种情况下，“叛徒”更多地涉及违背个人的种族而不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在一个伴侣来自社会中的少数群体的情况下 - 如在印度的华人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 - 嫁给自己族群之外的人被视为对整个社区的背叛行为。
在这两个父权文化中，女性或许被视为财产，因此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最大。
对于成为“和平使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尽管最初受到家庭反对但依然坚持的夫妇。几乎一夜之间，之前强烈反对这种联姻的家庭，会转变为成为该联姻的最大支持者。
这可能是因为在印中两种文化中都非常重视“面子” - 一旦走到这一步，如果夫妇分开，两家都将失去很多颜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家都会适应并参与创造一种融合的氛围。比如，一个中国岳父现在在印度节日中跳印度宝莱坞风格的舞蹈。一个印度岳母正在尝试烹饪四川菜。
一些夫妇也担心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虽然戈希和叶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在一个更“宽容”的世界中成长，席瓦吉和于淼淼则认为他们的女儿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她能够流利交流、理解并驾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化群体 - 印度和中国。
席瓦吉说：“也许她可以成为一个标准的世界公民，能够轻松地克服所有界限。”
在婚姻11年后，于淼淼的母亲认为他们两个的结婚乃是天作之合。
“我相信我们没有因政治紧张局势而面临外部环境的重大挑战。当我们问我们当时三岁的女儿 ‘中国和印度正在打仗，你会支持谁？’时，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她站在天真的角度，建议我们再建一个喜马拉雅山，这样中国和印度就可以各有一个，而不用相互争夺喜马拉雅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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