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iPhone16手机进生产旺季，近年来正在撤出中国的代工厂富士康，最近也在河南郑州以高薪招工，吸引许多年轻人应聘。作为苹果手机最大代工厂，富士康此举引发不少中国媒体议论，认为是因为越南、印度的工业水平跟不上中国，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只是跨国公司分散风险的策略，无需过度解读。
“撤离中国的富士康为何又要回来了”，半个多月来，这一微博词条阅读量超过1,400万次。
《三联生活周刊》在上个星期三(8月14日)报道指出，“一度撤离中国大陆的富士康”又在大陆市场重新活跃，现在郑州投资10亿元盖总部大楼，又在当地大规模高薪招工。
上星期二，《财新》报道称，富士康自7月末以来将作业员时薪由6月的21至22元提升到26元，在职满90天发放的奖金也从5,000元提升至超过8,000元。
此前，《每日经济新闻》引述中介人士说法称，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外每天都有应聘者排长龙，其中90%可以通过，顺利入职，主要工作是组装苹果手机零部件。
富士康撤离 郑州出口额同比暴跌23%
曾在富士康重庆厂区工作8年、不愿透露全名的李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富士康现在的招聘条件非常吸引人，提供的福利条件让中国企业难以企及，她形容“相当于是送钱”。
李小姐表示，以前在富士康厂区的待遇就比本地工厂“加倍好”，每月工作20天、每周双休、每天工时8小时，月薪约4,000人民币。
由于电子厂流水线工作量合理，薪资水平佳，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愿意选择富士康、广达这类台资企业。
李小姐感慨地说，富士康近几年移往越南和印度，对中国产业冲击大，不仅失业人数暴增，她自己在离开富士康后，工作收入也不稳定。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更指出，今年第一季，因为富士康加速撤离，就导致河南的手机出口量同比暴跌61%，更造成河南出口额跟着大跌23%。
富士康为生产iPhone16“重返中国”
目前富士康在郑州共有航空港、经开和白沙镇三大厂区，据《澎湃新闻》星期日的报道，除了生产iPhone，“重返”后的富士康在郑州更着重“新业务”；7月22日与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将在郑州投资10亿人民币，推动电动车、储能电池与机器人产业。
曾旅居印度的台湾中山大学亚太事务学程助理教授刘奇峯表示，富士康“重返中国”主要是基于苹果公司生产新产品的策略，苹果虽宣布在印度生产iPhone16，但当地制造良率不如预期，为规避风险，才将产线分散回到中国。
刘奇峯说，富士康在熟悉且运营已久的郑州厂重新制造，既能避免将产品品质“押在同个篮子”，亦可比较中印两边的良率，进行调配，达成竞争效应，这和过去苹果同时使用台积电和三星的芯片来比较良率，异曲同工。
对于连日来，有不少中国媒体跟网民揶揄富士康是因为印度厂能达不到标准，才“灰溜溜”地回到中国，刘奇峯则指出，富士康已在印度投资多年，正在筹备研发运营总部，此前至少三次规划与印度企业合资进军半导体制造，因此，重返郑州应只是富士康全球布局的一环。
他同时指出，资通讯产业的生产基地移转也是因应美国政治变动与地缘政治的竞争。
刘奇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很高，对进入工厂工作比较不排斥，所以就苹果或富士康的立场来看，可以获得比较好、素质比较高的人力资源。中国在过去几年美国的这个贸易战，或者是出口管制的这个压迫之下，中方当然对富士康会伸出比较友善的手。”
文化与劳动条件差异 富士康落地印度难度高
富士康过去在中国常被指控为“血汗工厂”，刘奇峯分析，过去几年富士康撤离中国与劳动纠纷以及查税风波息息相关，但产线移至印度后，劳动纠纷却未减少，关键在于印度的文化和劳动条件与中国大不相同，对台湾或中国干部的挑战较大，更不容易聘用当地干部。
相较之下，富士康在中国有地方政府支撑，且中国劳工更能接受军事化管理；在印度的管理“松紧度”则需要因地制宜。
再者，印度工会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常会以瘫痪生产为手段争取加薪或更优渥的劳动条件，外资管理印度团队花费成本较高。
印度政治人物也经常通过支持工会和主动动员来拉票，因此该国地方选举中的政党轮替也成为外资落地印度的不稳定因素。
但刘奇峯也强调，由于富士康选用工人的标准较高，所以在印度的劳资关系也比当地其他台资公司顺畅，像是富士康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苹果代工厂区，大量聘用女工并提供住宿，周边配套完善。
长远来看，刘奇峯分析，苹果做为国际企业需符合永续发展（ESG）标准，在环境、劳动力和性别层面，印度以新兴市场之姿，将面临比长久以来做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挑战，所以中国更像是富士康“保底”或“灵活运用”的生产基地。
大学毕业生“扎堆”进工厂流水线
在富士康大举招工的同时，中国青年就业也出现了相应的新趋势。
《新浪新闻》星期二报道指出，由于技术门槛低，面试通过率、入职率高，许多在职场上“卷不动”的本科毕业生开始从高等教育的象牙塔走进工厂流水线，以解决金钱需求。
7月才刚从大学毕业的陈先生最近刚进入重庆一家塑胶制品工厂担任质检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坦言，自己虽然主修旅游专业，却碍于观光业不景气、又没有人脉可以牵线进入旅行社，因此放弃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
陈先生说，中国许多大学毕业生同样面临工作难找、所学专业无法衔接和工资过低的困境。以旅游专业为例，就曾有某校观光系，200多名毕业生，竟无一人有意愿当导游。
陈先生认为中国青年就业形势只会越来越严重，像他一样大学毕业进工厂的人时有所闻，毕竟酒店业能给的平均月薪也仅有2,000至3,000人民币，相形之下，进工厂普遍能高出2,000元。
陈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为了急需去挣钱的话，他不会考虑这么多，因为年轻人一般不会在厂里干多久，能挣多少还是算多少，现在中国能挣到钱就已经不错了，有一个工作就不错了，很多人就是朝着这种想法，他不会在意说你这个干多久、包括稳不稳定。”
毋庸讳言的是，工厂作业员工时长，动辄11小时起跳，多数青年难以负荷，只是大环境差，进厂就成为“被迫的选择”
陈先生还说，中国就连工厂就业都很竞争，受国际形势影响，现在制造业订单大减，导致工厂作业员需求降低，时常遇缺不补，例如今年就有许多任务厂减员，即便遇上旺季也只招收临时工。
本科生进工厂就业的现象也在微博引发讨论，有网友发文“工厂工资实际比大部份白领高，但工作时长和累是真的”；有人说“全国研究生都一抓一大把了，给每个本科生都提供就业还得是办公室不是工厂，你在做梦?”更有人感叹“就业市场就是这样“卷到坏死”的。
陈先生更指出，现在工厂的聘雇门槛高，甚至会要求出示薪资流水证明，没有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想进厂都不一定够资格，因此许多同年毕业生选择去烧烤店当学徒、酒店服务业或奶茶店工作。
采访中，陈先生笑称富士康招聘条件确实非常诱人，“有这种好事，一定会抢着去工作”，他说若非自家距离河南太远，很多大学生都会千里迢迢赶过去富士康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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