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日晚结束了为期两天对中国的访问。尽管美中双方都表示有必要稳定两国关系，但分析人士指出，双方的和平意图并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有分析认为，美中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但能否弥合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管控分歧。也有人认为，鉴于这种“结构性”紧张的存在，美中关系终将进一步恶化。
美中就必须要稳定关系达成共识
布林肯在两天的访问中，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内的多位高层官员举行了对话。与访问前预期的一样，布林肯的到访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双方就必须要稳定关系达成共识。
布林肯访问结束后，在北京美国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北京，我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对话，也与我的对等官员王毅主任和秦刚国务委员进行了坦率、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同意有必要稳定关系。”
习近平是在最后一刻决定与布林肯会晤的。在两人会晤前一个小时，媒体才得到通知。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的阿里·韦恩(Ali Wyn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习主席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的决定表明，不仅仅是美国，中国也意识到减缓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性。北京不希望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认为它拒绝稳定关系的努力，以免他们倾向于与华盛顿进一步结盟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布林肯和习近平只会晤了三十几分钟，用中国的话来说，习近平是“礼节性”会见了布林肯。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国务卿迈克·彭佩奥(Mike Pompeo) 2018年10月再次访华时，并没有见到习近平。从彭佩奥最后一次访华到这一次布林肯的到访，已经差不多时隔五年。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在习布会晤后的声明，习近平希望“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坚持我同拜登总统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此次会晤有可能会为更多美中高层的会晤打下了基础。根据双方的声明，秦刚可能会在“双方方便时访美”。另外，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 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以及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都表现出访问中国的兴趣。
更重要的是，布林肯的访问可能为拜登和习近平11月在美国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晤铺平道路。欧亚集团的韦恩说，他对两人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今年9月在印度的举行的G20峰会上会晤感到“谨慎乐观”。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法学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Moritz Rudolf)在布林肯访华前告诉美国之音，拜登和习近平能否再次会晤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那美中关系重启的真正起点。
他说：“鉴于中国体制，向前推进的最佳方式就是为拜登和习的会晤铺平道路，因为如果他们想在某些地方合作，最好现在高层达成，然后，中国的体系才能贯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机制才能真正起作用。我认为只有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了才会起作用。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起点。”
两军交流并无进展
虽然布林肯的访问带来了一点点小的“令人鼓舞”的成果，包括美中双方同意增加直飞航班并加强两国间民众之间的交流，但是对两国交流至关重要的两军交流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国没有接受布林肯提出的建立沟通渠道，管控两军风险的建议。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他在访问期间多次向中方提出了危机管控和两军交流的事情，但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答应向前迈进。我们将继续努力。” 他说，虽然目前还没有进展，但是这将继续是美方的重中之重。
保持两国沟通渠道，包括两军交流，以稳定两国关系是布林肯此行的重要目标。
耶鲁大学法学院鲁道夫认为，如果双方高层的交流可以促成军方的交流，这才是真正的积极的一步。
“如果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在某些时候，就要进行两军之间的交流，这才是一个真正积极的步骤。如果可以重建这一点，这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具体一步的标志。”
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都没有恢复。
两国国防部长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仅握过手，有过短暂交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的对话提议也遭到中国的拒绝。
6月3日，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钟云”号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
美中关系的重大障碍依然存在：台湾问题和美国的高科技管控
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从一开始起就不看好布林肯此次访华。他认为美中之间目前的僵局是两国关系恶化的“症状”，而不是“根源”。他表示，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永远不变的庞然大物”(immutable juggernaut)”，“采取了一种反常的谈判姿态，可能会适得其反地迎合中国甚至将中国的做法常规化。”
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双方专业人士的和平意图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结果是，无论本周北京发生什么，双边关系都将进一步恶化。”
他举例说，美国不太可能放松对中国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的管控，而中国也不会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缓解台湾海峡的局势。他说，中国在台湾海峡最近的挑衅性举动与威慑华盛顿无关，更多的是试图影响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国是想激起（台湾人的）恐惧，即投票给即将离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政党等同于为战争投票。辛格尔顿刚刚结束对台湾的访问。
在访问结束前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布林肯就辛格尔顿提出的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表述。他说，美国会继续“去风险”，保护美国的关键技术，而这被中国认为是“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是“卡脖子”的做法。
“确保某些特定技术（不被中国获得），中国可能用来推进其非常不透明的核武器计划，制造高超音速导弹，使用可能具有镇压目的的技术—向中国提供这样的技术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
不过，他强调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采取的措施“范围都比较小，是精心设计的，是为了推进和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是为了“与中国脱钩”或是“遏制”中国。
在布林肯访华前，拜登政府6月12日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和从事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去年10月，美国还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实施了限制。
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之上的“一中政策”没有变化。他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但他也表示：“我们信守台湾关系法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用于自卫的武器。”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认为美国一直在试图掏空“一中原则”。
耶鲁大学的鲁道夫认为， 美中之间在政治体系、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的紧张，很难克服。最近几个月以来，美中在全球角色、外交政策、经济贸易、台湾以及各自的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就反应了美中之间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而美中在这些方面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
不过，欧亚集团的韦恩说，美国和中国的立场虽的确存在某些不可调和的分歧，尤其是在管理两岸紧张局势方面，但“问题不在于两国如何克服这些分歧，而在于他们如何管控这些分歧，使其不要走向战争，或者断送在涉及共同国家利益的跨国挑战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美中如何改善？从小处着手，从交换开始
对于美中之间的分歧，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美国有经验，美国经常通过外交努力解决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冷战期间，美国与前苏联曾经成功的管控了风险，甚至还在天花疫苗方面有过合作。
耶鲁大学的鲁道夫认为，美中可以从小处着手，从“低处的果子”着手，建立互信。
“如果双方能够真正让这些工作组以建设性的方式工作，比如，打击毒品工作组，增加人民与人民之间交流，增加更多的直航，让美中之间有更多的人员互动，到对方国家去访问、学习，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领域。第三个合作领域也可能导致建立更多的信任，那就是粮食安全。所以就像布林肯说的，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希望长期扩大黑海粮食计划。因此，这是中国可以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当然，这也是建立信任的另一个领域。”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在努力消除分歧的同时，美国准备在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宏观经济问题、公共健康、食品安全以及打击毒品方面合作。
史文(Michael Swaine)是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最近在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的一次有关美中建立危机沟通的研讨会上说，美中之间甚至都不需要信任，可以从一系列稳定交流开始。
“我想你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交互流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与你的言辞一致。你可以从较小的事情着手，你把它做成，双方达成协议，如果你做这件事，我也会那样做，这甚至不一定要取决于深层次的信任。”
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在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虽然拜登政府目试图“分格化”(compartmentalization)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即“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但中国一直以来倾向与美国做“交易”。与中国合作，美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于竞争战略，分格化非常有效。它避免了被中国剥削，专注于磨砺我们的优势。但副作用是合作议程根本不会实现。如果我们想要与中国合作，就必须包括某种类型的交换条件，但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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