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从师范院校的文科生到美国顶尖智库的主任，李成是华人在中美关系领域中的佼佼者。能在一个白人主导的领域成功，李成的成长道路上不乏艰辛，曲折又幸运。想知道他成功的秘密，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这里通常是顶尖政策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讲堂，演讲内容很可能是美国政治与外交关系的风向标。关注美中关系的媒体与公众已坐满会场，他们等待的演讲嘉宾有些特别。
请一位体育巨星在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来诠释两国关系，对严肃高端的布鲁金斯学会还是第一次。这个新颖与大胆的尝试源于他，李成。
李成：各个智库与学校在做美中关系时往往都是学者与官员，或者第二轨道，有很多。但是缺乏新意，缺乏有突破性的思维。我觉得美中关系有各个层次，不仅仅是学者。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只留给政治家，政策决定着。公众人物，像姚明、或者企业家，或者其他人物，都因该在美中关系中起作用。姚明本身就是两个世界都欣赏的人……更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积极因素。这方面来讲，公共外交，民间外交，起非常重要作用。应该说，没有人比姚明更好了。
从2014年3月起，李成开始担任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请姚明演讲是他主办的第一个活动。他的软实力思维让中国学者钦佩。
中国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主任郭金胜说：在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李成）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方面是我佩服的。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藏龙卧虎，前任主任杰弗里·贝德、李侃如等都是美中关系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不是加入政府做官，就是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李成担任主任后，贝德和李侃如则选择留在团队中支持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发展主任徐梓琳说：在华盛顿智库的圈子呢，以白人、美国人为主，非常不容易有像李成这样，国内出来的学者做到主任这个位子。这也是中国中心第一次有华裔的学者来做主任的位子，也十分替他感到骄傲。
从师范院校的文科生，到顶尖智库的中心主任，李成的成长历程并不是中国留学生的主流方向。
李成：我到美国来，当时是1985年。主要是想读文学的。我本科论文是关于中英文比较，到了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现走错专业。三个研究亚洲的：语言和文学，亚裔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亚洲的政治经济。我进了亚洲的政治经济专业，而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轻易转专业。
阴差阳错地，李成逐渐爱上了这个专业。
李成：在选课时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精英政治，尤其是中国开始上升的技术官僚。感兴趣，所以我问导师应该选哪个题目，他说，搞五四运动很多人了，但研究中国的技术官僚，很少人在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两年后，我对政治逐渐感兴趣，所以歪打正着，准备学博士，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念了博士学位，完全是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的发展。
技术官僚的概念最初开始于1920、30年代的美国。但是，当李成将它运用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美国人却难以接受。
李成：技术官僚的概念，狭义讲是学工程的，广义讲，也包括学经济的。我是比较早的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因此，一开始有很多批评
到了江、胡执政，他们才开始认可了这样的概念。我在早期就开始做了，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1987年开始建立，逐渐完善和充实，有2万多个中国的精英，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还包括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海归，很容易看出中国精英变化的趋势……过去几年，技术精英大幅度下降……5年后，精英是个什么形态。
李成对中国政治的开创性研究没有止步。1993年，他回到上海做实地研究。
李成：我见证了上海中产阶级的上升。当时，我用这个概念，变得更荒谬。美国认为，中产阶级必须跟民主连接在一起，跟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只能有很少的富人和大多数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1997年完成我的第一本书时，我用这个概念被美国的出版社一再拒绝，多数问题是你用了“中产阶级”。我最终没用“中产阶级”，这本书发表了。现在回过头来，很可笑。
在李成看来，这些曲折反而是一种优势。
李成：你看到一个脱钩，在西方学术界，正是因为这样，是华裔学者的长处。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更新我们的知识，更新对中国的了解。西方的偏见和傲慢使他们失去了第一时间发现中国变化的优势。
身处美国，如何把握中国的文化脉动？
李成：还很关注中国的movies（电影），专题节目。中国好声音，连续剧，我都会看，这是一个学习，帮助了解的过程。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总是有脱钩，对这种公共文化、民间文化缺乏基本了解。民间文化决定中国政治文化，民众想什么，关注什么，考虑什么。这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连续剧，我都会看。甄嬛传我也看。
李成每个月都会飞到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对研究的热情与毅力源于学校。当年博士毕业后，他到汉密尔顿学院教书，立即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李成：头两年工作和辛苦，整天4点起来就开始备课。课呢，很多是我不熟悉的 。 作为一个文理学院，他们对教学要求是很高的。
在汉密尔顿文理学院兢兢业业十几年，李成崭露头角，被布鲁金斯学会留意到。
李成：我对中国领导人的研究引起了他们（布鲁金斯学会）的重视，约翰·桑顿……他当时找他的助手雷默，同时找了一个猎头公司，找比较合适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他特别注重在中国长大的人。不管是雷默还是他的猎头公司，同时找到了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发展主任徐梓琳：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不仅在研究的专业上很出色。他在一般待人处事上，政府、学界的交流上，做的特别好。他个人的connection, network（人际联系、关系网） 是他可以角逐出线的原因。
在新的舞台上，他继续对中国政治进行前瞻性研究，同时架起了美中学术沟通之桥。
李成：在布鲁金斯，我做的一件事是介绍中国的学者，把他们的原著翻译成英文，帮助美国学者、学生了解中国。用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用美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变化。我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来起这样的作用。
有人称，布鲁金斯就是“民主党流亡政府”。因为自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充任要职。当然，大多是白人。作为这里的中国学者，能得到足够的信任吗？
李成：你说有没有误解，有没有歧视，会有一些。但对个人来讲，比较荣幸的，更多是信任，更多地是采用我的观点和分析。
好心态让他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最终担当起领导责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助理雷恩·麦克艾文：李成博士非常忙。他是个行动派，参与很多事情。我想，这有助于他领导中国中心，让中心更有活力，有利于实施各种项目，同时有很多专著问世。
李成的理想是把布鲁金斯中心发展成世界的智库，同时跟中国有广泛的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直接关注中国的发展，通过各个平台帮助其它群体进行沟通，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最直接的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安全，避免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难题，引导舆论导向。
中国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 主任郭金胜：中国要培养千百万像李成这样的，能讲中国故事的软实力专家，需要向美国学习。
能在公共政策上跻身美国主流圈，李成是少数的成功华裔。如果他不来美国，会如此成功吗？
李成：这是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生活中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有很多路很难分析，因为没走，不知结果会什么样。但是有一点，我经常跟大家讲，不要太多抱怨自己的环境，更多地是如何适应环境，怎么在环境中发挥自己的长处，规避短处，这比抱怨环境要好得多。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在美国脱颖而出，而李成的下一个挑战是推动这一趋势。继姚明之后，他将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中国的年轻人，将更多中国的声音带入美国。
请一位体育巨星在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来诠释两国关系，对严肃高端的布鲁金斯学会还是第一次。这个新颖与大胆的尝试源于他，李成。
李成：各个智库与学校在做美中关系时往往都是学者与官员，或者第二轨道，有很多。但是缺乏新意，缺乏有突破性的思维。我觉得美中关系有各个层次，不仅仅是学者。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只留给政治家，政策决定着。公众人物，像姚明、或者企业家，或者其他人物，都因该在美中关系中起作用。姚明本身就是两个世界都欣赏的人……更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积极因素。这方面来讲，公共外交，民间外交，起非常重要作用。应该说，没有人比姚明更好了。
从2014年3月起，李成开始担任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请姚明演讲是他主办的第一个活动。他的软实力思维让中国学者钦佩。
中国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主任郭金胜说：在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李成）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方面是我佩服的。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藏龙卧虎，前任主任杰弗里·贝德、李侃如等都是美中关系研究中的重量级人物，不是加入政府做官，就是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李成担任主任后，贝德和李侃如则选择留在团队中支持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发展主任徐梓琳说：在华盛顿智库的圈子呢，以白人、美国人为主，非常不容易有像李成这样，国内出来的学者做到主任这个位子。这也是中国中心第一次有华裔的学者来做主任的位子，也十分替他感到骄傲。
从师范院校的文科生，到顶尖智库的中心主任，李成的成长历程并不是中国留学生的主流方向。
李成：我到美国来，当时是1985年。主要是想读文学的。我本科论文是关于中英文比较，到了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现走错专业。三个研究亚洲的：语言和文学，亚裔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亚洲的政治经济。我进了亚洲的政治经济专业，而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轻易转专业。
阴差阳错地，李成逐渐爱上了这个专业。
李成：在选课时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精英政治，尤其是中国开始上升的技术官僚。感兴趣，所以我问导师应该选哪个题目，他说，搞五四运动很多人了，但研究中国的技术官僚，很少人在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两年后，我对政治逐渐感兴趣，所以歪打正着，准备学博士，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念了博士学位，完全是在研究中国技术官僚的发展。
技术官僚的概念最初开始于1920、30年代的美国。但是，当李成将它运用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美国人却难以接受。
李成：技术官僚的概念，狭义讲是学工程的，广义讲，也包括学经济的。我是比较早的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因此，一开始有很多批评
到了江、胡执政，他们才开始认可了这样的概念。我在早期就开始做了，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1987年开始建立，逐渐完善和充实，有2万多个中国的精英，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还包括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海归，很容易看出中国精英变化的趋势……过去几年，技术精英大幅度下降……5年后，精英是个什么形态。
李成对中国政治的开创性研究没有止步。1993年，他回到上海做实地研究。
李成：我见证了上海中产阶级的上升。当时，我用这个概念，变得更荒谬。美国认为，中产阶级必须跟民主连接在一起，跟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只能有很少的富人和大多数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1997年完成我的第一本书时，我用这个概念被美国的出版社一再拒绝，多数问题是你用了“中产阶级”。我最终没用“中产阶级”，这本书发表了。现在回过头来，很可笑。
在李成看来，这些曲折反而是一种优势。
李成：你看到一个脱钩，在西方学术界，正是因为这样，是华裔学者的长处。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更新我们的知识，更新对中国的了解。西方的偏见和傲慢使他们失去了第一时间发现中国变化的优势。
身处美国，如何把握中国的文化脉动？
李成：还很关注中国的movies（电影），专题节目。中国好声音，连续剧，我都会看，这是一个学习，帮助了解的过程。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总是有脱钩，对这种公共文化、民间文化缺乏基本了解。民间文化决定中国政治文化，民众想什么，关注什么，考虑什么。这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连续剧，我都会看。甄嬛传我也看。
李成每个月都会飞到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对研究的热情与毅力源于学校。当年博士毕业后，他到汉密尔顿学院教书，立即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李成：头两年工作和辛苦，整天4点起来就开始备课。课呢，很多是我不熟悉的 。 作为一个文理学院，他们对教学要求是很高的。
在汉密尔顿文理学院兢兢业业十几年，李成崭露头角，被布鲁金斯学会留意到。
李成：我对中国领导人的研究引起了他们（布鲁金斯学会）的重视，约翰·桑顿……他当时找他的助手雷默，同时找了一个猎头公司，找比较合适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他特别注重在中国长大的人。不管是雷默还是他的猎头公司，同时找到了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项目发展主任徐梓琳：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不仅在研究的专业上很出色。他在一般待人处事上，政府、学界的交流上，做的特别好。他个人的connection, network（人际联系、关系网） 是他可以角逐出线的原因。
在新的舞台上，他继续对中国政治进行前瞻性研究，同时架起了美中学术沟通之桥。
李成：在布鲁金斯，我做的一件事是介绍中国的学者，把他们的原著翻译成英文，帮助美国学者、学生了解中国。用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用美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变化。我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来起这样的作用。
有人称，布鲁金斯就是“民主党流亡政府”。因为自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充任要职。当然，大多是白人。作为这里的中国学者，能得到足够的信任吗？
李成：你说有没有误解，有没有歧视，会有一些。但对个人来讲，比较荣幸的，更多是信任，更多地是采用我的观点和分析。
好心态让他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最终担当起领导责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助理雷恩·麦克艾文：李成博士非常忙。他是个行动派，参与很多事情。我想，这有助于他领导中国中心，让中心更有活力，有利于实施各种项目，同时有很多专著问世。
李成的理想是把布鲁金斯中心发展成世界的智库，同时跟中国有广泛的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直接关注中国的发展，通过各个平台帮助其它群体进行沟通，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最直接的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安全，避免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难题，引导舆论导向。
中国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 主任郭金胜：中国要培养千百万像李成这样的，能讲中国故事的软实力专家，需要向美国学习。
能在公共政策上跻身美国主流圈，李成是少数的成功华裔。如果他不来美国，会如此成功吗？
李成：这是很难很难回答的问题。生活中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有很多路很难分析，因为没走，不知结果会什么样。但是有一点，我经常跟大家讲，不要太多抱怨自己的环境，更多地是如何适应环境，怎么在环境中发挥自己的长处，规避短处，这比抱怨环境要好得多。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在美国脱颖而出，而李成的下一个挑战是推动这一趋势。继姚明之后，他将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中国的年轻人，将更多中国的声音带入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