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大臣宣称将官民携手抗衡“经济胁迫”，并通过外交帮助提升经济实力。专家表示，日本已经通过防卫装备移转，联合友好国家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并转移投资至具有相应产能的国家，以脱离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以防卫装备移转给“同志国”共抗经济胁迫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3月11日在东京出席与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的恳谈会，并发表了演讲。她强调，为抗衡凭借经济实力向对方国家或企业施压的“经济胁迫”，官民合作不可或缺，表示决心要通过外交帮助提升经济实力，扭转“失去的30年”局面。
上川阳子说：“要开拓新的经济外交前线，官民合作的形式也必须随着时代需求进行改变。”她表示，东京的外务省将努力掌握经济界的愿望和战略，“驻外使领馆将展开更积极的日企支持工作”。
据共同社当日报道，上川阳子还谈及了有机地结合外务省和驻外使领馆的网络，构建全日本态势的官民合作体制，“旨在强化经济外交的共创平台”。她透露将新设具体落实工作的“经济广域担当官”。
曾经代表日本外务省派驻北京，并担任过日本众议员的皇学馆大学现代日本社会学部副教授村上政俊(Masatoshi Murakami)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措施包括提高关税、采取检疫措施、拒绝通关、限制重要货物的出口等，而且手段愈来愈多样化，因此日本政府需要加强采取反制措施。
他指出，日本政府在两年前颁布的《经济安全促进法》，就是反制中国经济胁迫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也正在加快与包括七大工业国集团(G7)在内的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锡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已经用防卫装备移转作为外交手段，与“同志国”共同对抗中国为了政治目的将经济依存关系武器化的经济压迫。
他说:“防卫装备移转是日本连携‘同志国’，也就是Doshi Koku-联合志向相同的国家一起来抵抗中国的新局面，这样不仅能够以量产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将防卫装备出口和外交关系结合在一起。”
蔡锡勲指出，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小野寺五典多次强调向第三国出口次世代战机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和英国、意大利正在共同开发次世代战机（第六代战机），输出的目标就是“同志国”，在形成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的防卫装备阵营同时，也形成经济胁迫的反制阵营。
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易鑫表示，去年开始中国持续性的经济放缓，房地产、汽车市场、科技产业、新兴能源产业方面，加之持续性的美中对抗态势下，日本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
他告诉美国之音:“就外交政策上，若能透过促进官民合作的交流方式，建立一套可脱离中国供应链的原料依赖，应该可抵抗中国持续性经济放缓及美中对抗产生的压力。但首先日本需要做到的是先止损，脱离去年开始的迟滞后，逐渐转移投资至具备有相应产能的国家。”
刘易鑫表示，就供应链而言，稀土、锂矿等矿产是当下在原料层次上的竞争，尤其在推动新能源的项目上，原料会是主要问题，若日本透过外交手段延伸到贸易合作，藉由美国取得于南美洲矿产国的合作，并结合韩国、台湾与印度重塑供应链体系，可降低中国带来的影响，而在供应链中最受瞩目的芯片则会成为管制与经济胁迫的焦点。
芯片禁令的后续措施恐使日本面临更大的压力
美国已经与日本、荷兰等盟友合作，对中国芯片产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日本也从去年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出口。
对此，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易鑫认为，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令会是一项重要指标，取决于美国将继续实施多少严格的限制。
他说:“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的话，这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日本公司被发现向中国出口相应的物资，日本就会被禁止与美国开展业务，这样对日本来说会有较大的压力。”
刘易鑫指出，日本对中国的芯片管制引起中国芯片厂高层呼吁政府“对日本政府执意破坏中日半导体产业友好合作关系的情况采取果断反制”，在美中科技战的框架下，中国同样会对日本采取与对美国相同程度的反制，表现在经济胁迫上恐怕让日本吃不消。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锡勲认为，目前重点放在GDP成长目标5%的中国比较希望与日本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正值美国大选白热化的时期。
他说:“中国应该会想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改善日中经济关系。岸田首相即将以国宾身分访问美国，美日同盟这几年更加紧密。如果川普回锅当总统，他是合理的生意人，喜欢‘交易’，中国应该不希望同时和美国及日本在经济上交恶。”
蔡锡勲指出，一般人很容易误解为日本从中国赚很多钱，所以会在外交上让步，其实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都是贸易赤字，中国为了缓和贸易赤字，不得不将输入转向南方国家。
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 日中获得的信任大不同
关于与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上川阳子3月11日在恳谈会中表示，将通过展开结合地区情况和历史背景的细致外交，借这份活力的“东风”帮助经济。
皇学馆大学现代日本社会学部副教授村上政俊表示，对于南半球的国家来说，将日本和中国作为经济伙伴进行比较时，最大差异是信任。他说，当今日本与中国对外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对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在领土或主权上的侵略野心，也不会对国家施加过度影响。
村上政俊指出，日本的另一个特征是不会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在建立关系的同时支持对方未来的发展，包括经济、体制等发展，比起中国自然更加受到南半球国家的信任。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锡勲认为，日本在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远高于中国。他表示，由于许多南北球国家没有成熟的国安法，在习近平政府对于境内外国人愈发严厉无理的措施下，会引起外国投资方的不安。
他说:“有一些自民党议员在抱怨，叫我去中国，不晓得回不回得来。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人士也很担心会不会突然被逮捕，连典型亲中的二阶派老大二阶俊博众议员也因为政治资金问题失势了。”
蔡锡勲指出，以2023年访问台湾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为例，访问台湾者高达120人，访问中国只有其十分之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差异。
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易鑫认为，这样的信任关系放在经济合作上也适用。
他说:“台湾与日本的合作本来就密切且深入，从这个基础延伸向南若可以进一步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这些东盟国家达成合作，无论产能、供应链与原料效益都可以与中国抗衡。”
刘易鑫表示，转移产能到其他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可以换来更稳固的经济伙伴，共同摆脱来自中国的经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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