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9月18日)，一名10岁的日本男孩在中国深圳日本人学校外遭遇一名44岁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不幸当日身亡。这一事件不仅引发日本首相及外相的强烈关切，还引起了在华日本社区的恐慌，部分日本企业可能因此加速撤离其员工及家属。
在深圳生活五年的日本创业家A君(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对此事件深感震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难以相信如此恐怖残忍的事件会发生在深圳。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一直以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城市，尤其是(日本人学校所在的)蛇口区，我曾认为那里是最富有及安全的地方。因此，这次事件让我和居住在深圳的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震惊。现在，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心理状态。我刚刚去了蛇口现场，和住在那里的日本朋友聊天时，大家依然感到心痛。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A君说。
A君并非因受雇于日本企业而来到中国，而是因为看中了深圳这座充满商业活力和机会的南方城市。2019年，他独自来到深圳创业，曾认为这里是一个自由且安全的城市。然而，这次事件对他的信心造成了深刻打击。
“举个例子，如果我在街上与日本朋友大声交流，虽然99%的人都是好人，但那1%的坏人会怎么对我，我根本无法判断—他们是想打我，还是要杀我。所以，现在在街上我不敢用日语交流，这对我影响很大。”
长期观察日本文化现象的商业及法律顾问福泽乔(Joel Fukuzaw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也注意到在中国的日本人社群间人心惶惶。
他说：“日本学校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的多个城市都有。袭击者锁定那名孩子的原因是他背着日本学生常用的皮质书包，一眼就被识别为日本人。因此，现在在中国的日本人社区中，大家互相提醒：小学生外出时，尽量避免背日本国内常用的书包，以减少被辨识的风险，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今年6月，在江苏苏州，一对日本母子在日本人学校的校车站遭遇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随车的中国籍女性在阻止时不幸遇难。尽管日本政府多次要求中方保障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但中方至今未采取明显的措施。
中国官方进退两难
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发表罕见的强硬言论，称该行为“卑劣”，并要求中方做出解释。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也紧急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达“严重忧虑”，要求中方加强对日本人学校周边的安全措施。
然而，中国外交部仅在1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由发言人林剑对此事表示“遗憾和难过”，并称此案属于“个案”，“类似事件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拒绝对此事作进一步评论，并否认事件与中日福岛核废水排放监测合作有任何关联。
对此，福泽乔的观察则认为中国官方目前进退维谷。他指出，“中国所顾虑的并不仅是与日本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情绪。中国官方不能对这件事件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样实际上是在给过去的反日教育一个大嘴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下身段来处理这个问题。”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员饭岛佑美(Yumi Iijim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苏州和深圳的事件是否与反日情绪有关。然而，中国当局在某些方面制造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激烈，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前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表示，中国政府应在中国人民中普遍的反日情绪发挥积极导正视听的角色。他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就深圳事件发表评论时指出，中国当局应删除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充斥的关于日本学校的恶意和误导性视频。
饭岛佑美进一步说明，深圳事件的动机和背景尚未明确，例如该事件是否针对日本人(或外国人)或是苏州事件的模仿，而中国当局方面应对事件进行透明问责。目前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难以消除日本民众日益增长的担忧。
6月所发生的苏州事件促使日本驻华大使馆重新审视学生上学的安全措施，而日本外务省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请求中拨款约3.5亿日元，以加强在中国的校车安全。
饭岛佑美表示，针对这一事件，保护在华日本国民的工作将持续加强，相关企业也可能重新审视其措施和政策。为了避免对中日关系造成重大阴影，中国方面需要真诚回应，而中日之间的沟通将变得更加重要。
日本企业或加速撤离
中国经济下行，反日情绪逐渐成为民间情绪的出口。A君回忆说：“中国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每次都是用这种(反日运动)方式来解决国内问题。我在2011年在北京留学时，正值美国的雷曼兄弟危机，中国经济同样受到影响，整体状况并不乐观。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中国政府让国民回顾中日历史‘不忘初心’，然后让他们发起反日运动。”但A君强调，虽然2012年和现在的情况很像，“但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涉及到杀死日本人，这是完全不同的层面。”
目前，中国约有10万名日本居民，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日本人居住国。尽管中国吸引了大量日籍人士及其家属，但自2012年日本在华人数达到15万的高峰后，这一数字持续下降。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饭岛佑美表示，随着近年来日本公民因间谍指控遭到拘留，以及日本企业在华经营不景气等因素，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担忧在华的安全与风险。苏州和深圳的事件加剧了这种不安，部分日本企业也开始重新评估员工的安全措施。
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松下(Panasonic)集团也宣布将让日本员工及其眷属，可申请暂时返回日本，公司负担其费用。而多家日本企业，如东芝公司与日本汽车大厂丰田也呼吁在中国的员工要保持警觉注意安全。该事件是否会影响日本企业加速撤出中国，值得后续观察。
福泽乔认为，日本企业撤出中国应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层面来观察。他指出，制造业在新冠疫情和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下，已经持续撤离中国，转向中南美洲或印度等地区。
“日本男童被刺身亡的事件一定会加速制造业的撤离。这也是为什么像松下这样的公司采取行动，因为在当地他们已经难以获得更多利益。随着中国汽车进入电动化、电动车时代，日本汽车产业被中国其实是追着打。对他们来说，留在中国毫无益处。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只有选择撤退。”
然而另一方面，服务业则不会撤出中国。福泽乔举例说，像是宜得利在中国正开设第100家分店，大部分的产品都在中国制造，已经实现产地直销。而像是寿司郎或丸龟乌龙面，虽然偶尔受到反日抵制，但事业仍是蒸蒸日上。
但他也表示，虽然日本服务业会留下，但如果中国的反日情绪继续高涨，服务业的撤离速度可能会比制造业更快，风险也相对较小。
A君则预测，随着中国国庆假期临近，将会有更多在华日本员工趁此机会返回日本，尤其是携带家属的员工。尽管如此，A君本人则表示，他“不会离开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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