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中国之外，疫情期间，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病毒接触者的国家并不少见。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这三地常常被当作民主国家抗疫的典范）、美国、英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也采纳了数字跟踪的手段。《麻省理工科技评论》7月底的一份报告，全球当时已经有差不多50个国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追踪。
欧美监控强调自愿
随着疫情的发展，英、美、德、法等欧美国家也陆续推出疫情追踪软件，不过，与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不同，这些软件都不是强制性的，公民可以自愿安装使用。
以美国为例，从5月开始，苹果和谷歌两大科技公司就已经开发出追踪系统，但由于对隐私权的担忧，到接近年底时，美国陆续才有20多个州启用了这款追踪系统。
系统主要运用现有蓝牙技术接受资讯并进行储存。如果手机用户发现确诊，可以从记录中找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匿名上传资料通知他人。如果用户不想被追踪，可以随时删除手机程序。另外，用户的个人资料不会被储存到中央资料库，所以，除非用户自愿，否则即便是国家卫生部门也无法获得相关的资料。
马里兰是目前推出电子追踪系统的美国24个州之一。马里兰州卫生部负责疫情追踪的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凯瑟琳·弗尔德曼 （Katherine Feldman）告诉美国之音，自11月10日推出马里兰新冠疫情警报系统（MD-COVID-Alert）以来，截止12月21日，马里兰大约有134万多人自动选择启动和安装了疫情警报程序，占马里兰人口的22%。大约7000名确诊患者也通过该系统分享了他们的资料。
弗尔德曼承认通过数字技术追踪接触者确实比传统凭借人力的接触追踪更高效，但是如果患者不愿意在手机上分享自己的病例，政府也不能强求。
她说： “如果被测试到阳性患者不愿意通过手机提醒他人，政府也不会做什么。” 不过，弗尔德曼听起来并不失望。她强调数字追踪只是传统手段的补充而已。
牛津大学于5月8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区域内，只有60%的用户都使用该APP，才能有效地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但是，美国华盛顿州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只要下载程序的用户量达到15%，联合传统手段，就可以将感染率下降11%。单凭15%的下载量，也会有助于疫情的降低。
美国其他安装了追踪程序的州，与马里兰的情况类似。
生命与隐私的艰难抉择
艾尔伯特·福克斯·卡恩（Albert Fox Cahn）是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赢利组织监控技术监督项目（Surveillance Technology Oversight Project）总干事，该组织反对大规模的监控技术的使用。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款基于蓝牙的技术确实为隐私提供了另外一层的保护，但是，还是会让一些人担忧。
他说： “如果某个应用程序确实可以挽救生命，我会自己安装。但这也只是因为我的特权（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对于我的许多客户，尤其是那些涉及刑事案件或是非法移民来说，隐私权衡可能会大不相同。”
他进一步解释说：“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可以会暴露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地方，包括我们实践信仰的方式、政治活动、生殖保健甚至恋爱伴侣等所有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保留（不被别人所知的）的生活方面。隐私保护着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我们希望被全世界看到的生活。”
民众的使用的渗透率和活跃度不高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正在面临的困境。欧盟2018年通过的“最严”的个人隐私保护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更是欧洲各国政府实施数据追踪的障碍。与美国的程序一样，欧盟许多国家程序的所有数据被加密保存在用户手机上。除非得到用户的同意，政府机构无法获得信息。
但即便是这样，大部分欧洲人也不愿意下载追踪软件。
今年6月，德国政府推出一款旨在让民众分享检测结果、提供追踪的手机软件“新冠警报”（Corona-Warn），结果推行3个月后发现“没什么人用”。截至9月中旬，该程序在德国下载量超过1800万次，但仅有75万人分享了他们的检测结果，占总人口的9%。
可能是因为受过专制独裁统治，德国的隐私保护法在全球最为严苛。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曾建议考虑借鉴韩国的方式，授权官员用手机数据来调查病毒传播链，但是相关的法案遭到批评，最终被搁置。
法国推出的第一个防疫追踪软件“阻止病毒”（StopCovid）命运也类似。法国政府的报告说，跟踪应用上线的20天内，下载量为仅为190万人，低于全国人口的3%，一共只有14 人收到过新冠警报。
英国的情况好一些。英国9月24日推出追踪软件，到10月2日，英国卫生部才宣布软件下载量终于突破1400万次，英国的人口是6600多万。
德国、英国现在疫情恶化。在德国面临第二次封城的时候，德国有民众对政府“机械强调个人数据隐私”的做法提出疑议。德国之声”记者阿斯特丽德·普兰格（Astrid Prange）12月20日发表评论说，“疫情中保护生命比保护数据更重要！” 她在评论中呼吁德国政府效仿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她没有提中国。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抗疫模式
在亚洲， 韩国、新加坡、台湾都在用数字技术追踪可能的病毒接触者，很多措施也是强制性的。这三个国家的成功常常被用作反证，用来反驳中共所说的只有中共才是领导抗疫的榜样。
不过，与中国的“健康码”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技术主要用来进行接触追踪，并不限制一般民众的出行。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今年8月的一份报告在对全球的数字监控模式做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病毒追踪的手段“最极端，是在所有公民进行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谈到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疫情监控时，文章说，这些政府也尽可能照顾民主价值。
除了高效检测之外，数字化监控被认为是韩国最有效的“抗疫”武器之一。今年2月，韩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启动红色预警后，依据2015年为应对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修订的法规，授权卫生官员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
政府在官方网站公布已确认病例的行踪，方便居民查询密切接触的情况。政府在披露确诊者时隐去姓名只用代号，只显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范围，避免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
另外，韩国政府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的人必须下载“居家隔离安全防护”程序，如果病人冒险脱离隔离状态，它会向官员发出警报。
疫情早期，台湾要求所有进入台湾的旅客实施14天隔离，并对隔离者建立“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 （Digital Fence）”。政府利用手机定位掌握民众行踪，如居家隔离者擅离处所，系统便会同步传送“告警简讯”给当事人、警察等相关单位，以确实掌握相关人员行踪。但是，台湾警方只会得到被传送的电话号码，并无其他资料。
台湾政府拒绝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台湾也研发了蓝牙疫情追踪程序，但是政府表示，只要疫情可控，就不会使用这样的程序。
新加坡应该是最早开发和推广用蓝牙信号自动监测身边疫情应用程序的国家。新加坡在3月20日开发了一款名为“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的应用程序，在谷歌和苹果公司联手推出蓝牙接触追踪之前。后来政府又发放了“合力追踪”携手防疫器（TraceTogether Token）。
“合力追踪”程序和便携器的工作原理与欧美的蓝牙追踪类似，只是新加坡会将用户数据储存在一个中心数据库里。如果有人被确诊，新加坡卫生部将访问该数据并得以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不过，必须得到用户的同意。 在程序推出后，新加坡政府一再强调，个人信息不会泄露。
后疫情时代，监控是否还会继续？
虽然如此，人权组织还是对全球日益扩张的数字监控表示了担忧。早在四月份，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Access Now、隐私国际和其他103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在利用数字监控技术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时应尊重人权。
这些人权组织说，数字科技有可能帮助对抗疫情、保护民众安全，但是，前提是各国政府在运用这些工具时必须遵循人权准则。人权组织提出了政府监控需要满足的八个条件，包括对监控设有期间限制，持续时间以防治疫情具有必要性为限；以及范围与用途应有限制，仅限用于应对疫情以及确保收集到的一切个人数据受到充分保护等。
纽约监控技术监督项目的卡恩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他担心政府习惯于监控后，很难放弃已有的监控手段。他指出，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采取的一些监控手段到目前还在使用中。
有调查显示，面临生命安全时，更多的人选择容忍监控。卡恩说，“当我们允许大规模监视时，它会侵蚀开放，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