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帮助之后，星期天(3月22日)再添新内容，为索赔加码。这个团队称，决定扩大援助范围，为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侵权的典型案例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在3月22日公布的声明中指出，武汉肺炎疫情是无妄之灾，是大约60年前大饥荒的最新翻版；是政府粉饰太平、漠视人命、权力溃败、官员懈怠、舆论禁声的结果。
该顾问团还说，根据他们的观察，中国新冠病毒爆发期间，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患者及其家属这个群体之中，事实上，由医疗、行政和执法等层面给所有公民造成的精神、身体和物资的伤害无处不在。
这些不容忽视的侵权包括：未享受免费诊疗服务且未获退费者；因封锁、限行受到伤害或行政、刑事处罚者；被强制隔离收费和因被强制隔离或劝返而蒙受了损失者；由于医疗资源紧张而无法及时获得医治者；被以防疫之名过度执法和粗暴执法者，等等。
该顾问团建议，中国官方应对所有侵权都予以赔偿，包括补偿病患和死亡者的家属、父母双亡于疫情的未成年人，等等。而且，免费医疗和抚恤措施应适用于全国范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杨占青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有三个人出面回应，其中有一名武汉受害者有意索赔。这名受害者的母亲感染新冠病毒病逝；由于对她的检测最初呈阴性，后来即便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却得不到医治；直至死亡前也没有检测出阳性。这是否是医院的责任还有待进一步取证。期间，受害人也有过开车带着母亲到处隔离的痛苦经历。这个情况应该也反应武汉官方最早想隐瞒疫情的立场，这才导致大众对身边疫情不知情。我们现在要求原告回忆，母亲是否被邀请参加万人宴或者其他社区活动。如果政府明知有疫情却仍然误导民众参加高风险的集体活动，便是难辞其咎。
杨占青说：“律师团更多是顾问团，背后提供法律支持。他们已经写出了好几篇文章，详细列举为什么政府有责任，为什么要索赔，为什么要政府提供免费诊疗服务，等等，就是在法律层面给民众公共教育，相当于普法。律师团律师不会出面代理，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下没办法出面。当事人找律师，我们帮助筹措律师费。”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陈建刚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这个顾问团非常了解，即便详细指出疫情期间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种种违规行为，同时也提出具体的诉求，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实质的作用；更大程度上这也许只是一个象征性举动，至少向世人列举出中国统治者的治理无方、管理无序。
陈建刚说：“律师、异议人士、抗争者，目前在政治高压和大恐怖时代，普遍对司法完全绝望。通过司法他们不仅得不到公平、正义和补偿，而且很可能得到政治犯的罪名，给个人和家人带来迫害。所以，国内那么多被政府滥权而受到损失的人完全绝望，以至于没有谁有任何信心通过诉讼和法律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青则表示，尽管环境恶劣，但是，还总有人愿意付出维权的代价。他说：“有惩罚的可能，但还是有人愿意站出来，他们不愿意放弃反抗。受害者很多，索赔的很少，但还是有。三鹿奶粉家长被威胁、利诱和劝阻，但仍然坚持下来。尽管领头的家长赵连海受到监控数年，但是大部分家长得到了一定的赔偿，因为有关方面成立了赔偿基金。记得死亡赔偿10万，伤者是数千元。不多但至少取得了一部分维权成果。中国环境下不可能维权没代价，要看原告愿不愿意付出代价，愿不愿意反抗，都是自愿维权。”
陈建刚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维权律师面临巨大的风险。他说：“我本身有过律师工作的背景，而且现在在海外，是自由、安全的。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团里扮演发言人的角色，而且可以对外公开自己的电话和名字。在国内的人都不能公开这些信息。而且，我知道，现在又在全国大面积约谈律师，好像还有一个‘三不能六不准’的规定。总之，律师的枷锁越来越重，对律师的封口越来越严。尤其对疫情是不能谈、不能讨论。甚至律师之间不能交朋友，不能吃饭，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在一份意见书中说，“2019年中国的税收总额接近15.8 万亿人民币，超过除美国、日本、德国、印度、法国、英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的GDP总额。长期以来，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被挥霍于举世无双的行政支出和反人性、对人民实行内战的维稳支出，浪费于给予外国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浪费于对朝鲜、俄罗斯、伊朗等的支持，以及对非洲、南美、东南亚众多政府的所谓援助，浪费于兴办大量毫无意义的奢靡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