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家住在北京朝阳区的林女士有些忧虑。
“我上周看北京台的《养生堂》，专家说了让我们在家隔离，每天三次开窗通风“，她对美国之音说，“然后就前两天，他们专家又说不排除气溶胶传播。我们家里微信群一下就炸了，那是不是不能开窗了？”
在中国，像林女士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一天24小时窝在家里，很多人都泡在手机上，希望多了解一点关于新冠的信息。“在家也没什么事，天天就是看新闻。可是每天死的人越来越多，越看越害怕”，她说。
“这些专家一天说一个样，微信里也是说什么的都有，真不知道信谁的”。
新冠状病毒从去年12月底在武汉开始，到目前全中国的大爆发。病毒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信息不明确带来的恐慌。
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大规模“信息疫情”（infordemic)的概念，也就是大量正确和不实的信息参杂在一起，让人们难以找到关于此次大型传染病的可信信息。
世卫组织在其声明中说，虽然非典，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禽流感都曾导致全球恐慌，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可怕性被社交媒体放大了。
中国政府对于信息的管控也使得人们对这次疫情的真实情况充满疑虑。
根据第一财经的统计，第一起病例于2019年12月1日确诊，然而从1月6日到1月11日，武汉市召开两会，期间武汉卫健委无任何通报。之后从1月11日到1月18日召开湖北省两会，期间武汉卫健委表示未发现明确人传人，并通报无新增病例，媒体更是反复强调病患为个例。卫健委专家徐建国在1月14日对《科学》杂志说，“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感染，如下周无新增病例疫情或将结束”。
“在疫情发生时，也就是当公众关切，并且政府需要建设性的公众配合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实话，并且速度要快。告诉民众你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公共危机应对专家兰德尔·海尔医生（Randall Hyer)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次中国政府对民众的疫情信息分享上的做法有所缺失。
海尔医生在WHO期间参与了SARS疫情应对组，并为世卫组织撰写了《在卫生紧急状态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媒体沟通》（Effective Media Communication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一书。
“如果拥有正当信息，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下，公众在卫生紧急状态中的能力可以非常出色”，他表示，在他参与应对过的比如Zika寨卡病毒等类似疫情中，如果公众及时获取信息，并与卫生官员和政府通过媒体的协助建立互信，公众能够很好的配合政府控制疫情。
“重中之重就是建立信任”。
而这似乎也是中国社会目前最缺乏的东西。
中国政府由于在疫情最初并没有迅速公布疫情而收到国内外的批评。截至2月14日，这场疫情已经造成近1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在中国武汉。而现在，国外仍有专家质疑中国通报的数字不实。中国也有专家承认，目前检测试剂盒缺乏，确诊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与此同时，疫情的发展导致很多地方出现购物狂潮。在香港和北京等地，人们已经买不到医用口罩、干洗手液和消毒液。而其他民用物资，如大米，卫生纸和面条等等，也被人们一抢而空。
更可怕的是歧视。不少武汉人，乃至湖北人在外地受到排挤，有网友称，新的鼠年到来之际，武汉人成为“过街老鼠”。也有人担心，就算疫情过去之后，湖北人求职也会受到歧视。
“人们的这些行为至少部分是因为存在信息真空，而当局也没有快速而有效的去填补这些真空”，海尔博士说。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世界级流行病专家福田敬二（Keiji Fukuda）本周早些时候对南华早报说，应对萨斯和新冠病毒“最巨大的不同和挑战”就是现在“更难与公众沟通和建立互信”。
“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由于谣言四起，人们更加恐慌，分歧更大”。他说。“如果我有个魔法棒，我希望我能一挥，就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人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如此恐慌”。
WHO试图与推特，脸书，腾讯和TikTok进行合作，来确保不实信息不会蔓延。WHO与谷歌合作，将其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推送到搜索前页，并且与脸书合作来针对特定人群提供重要的健康信息。世卫组织也与网红合作来试图向年轻人传达这些信息。
中国政府开始每天公布确诊，死亡及新增数字，并且每天召开记者会通报疫情，然而民众目前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尤其是在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逝世，微信微博仍然在每天删帖的情况下。
海尔医生说，虽然最开始的应对措施有相当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契机，即与媒体和卫生官员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管道，并每天召开发布会，用真实的信息来满足民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开始永远不会晚”，他说。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卫生专家的眼中，封城也是一个很容易产生信任危机的举措。“在高关切低信任度的环境下进行沟通，鼓励公众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防范措施，这是遏制疫情的关键”，海尔医生说，“然而封城这样的举措，会让你更难来建立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