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封锁管控坐大，最终扩散全中国，并蔓延世界许多国家。与此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及其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做出道歉和承担责任，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和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
武汉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在中国各地依然呈现迅猛增长阶段。截至到中国时间1月30日16时，中国网易新闻称根据“官方通报”，中国国内新冠病毒性肺炎病确诊病例增加到7千8百多例，死亡人数170人。
截止到中国时间星期四1月30日16时30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的疫情通报是一天前的，没有更新。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官方发表的肺炎疫情统计数字表示怀疑。不断有网民报告说，医院对武汉肺炎症状明显的病人拒绝确诊，当局拒绝家属要求对死者遗体进行尸检以确定死因，并强令迅速将遗体火化。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来自网民的这些报告不承认，不否认，不解释。
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界的专家对有关病毒的确切起源和最初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清楚。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先前有关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的猜测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明显呈现，但在最初的病例当中，有一些病例（其中包括最初的第一个病例）没有与那里的海鲜市场有接触的记录。
尽管专家对武汉肺炎的一些基本医学科学问题还不清楚，但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目前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失控的地步与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
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中央和武汉当局对公众隐瞒疫情，并长时间向公众大力宣扬疫情“可防可控”、“人传人可能性不大”之类的误导性信息。当局同时对冒险传播正确信息的公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封杀。控制疫情扩散的时机因此一次一次错过，众多的武汉当地居民和到武汉旅行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
随着疫情的扩大，中国当局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断绝市内公共交通乃至私家车交通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措施。
国际间的传染病专家们纷纷指出，如此极端的封城措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马后炮，控制疫情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给城内的健康人和病人造成高风险，这种端措施也使到外地避难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害怕暴露自己，从而使病毒有可能进一步扩散。
中国国内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生则都被中共当局噤声，不得就疫情问题发言，不能向公众甚至不能向自己的亲友进行基本的疫情通报和提醒，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在当今中国，只是有一个84岁的老专家钟南山获得特许发言，声言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在钟南山说这话时，疫情已经在中国失控，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纷纷在外国出现。
武汉当局随后承认在武汉封城之前，已有500万人出走，散布到中国各地，从而间接地承认武汉封城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措施。武汉当局在封城之后，也承认没有充分考虑断绝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交通给居民生活和就医造成的困难。
观察家们指出，种种迹象显示武汉当局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封城之前对封城的作用和影响没有充分的考虑和预案。但在封城之后，中国当局对来自民间的质疑封城令的合法性和科学性的言论置之不理，对这类质疑贴格杀勿论，一律删除。
上周六，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的威胁水平认定为“中等/moderate”。但星期天，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看法，承认该组织先前的观点不正确，并把病毒对中国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非常高/very high”，对全球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高/high”。
疫情当前，习近平个人宣传是主旋律
分析人士指出，在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国、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之际，中国的应对措施呈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混乱。
在人口一千多万的武汉市1月23日凌晨时分宣布封城令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宣扬形势大好，宣传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新春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中国梦。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武汉、武汉肺炎、武汉封城只字不提。武汉疫情当天只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获得聊备一格的待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国媒体开足马力解说和宣传习近平的中国梦，武汉肺炎问题只是宣扬习近平伟大这一主旋律的陪衬。
在中国国内外众多批评者强烈批评习近平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无视人民死活的中国梦几天之后，习近平在星期六中国农历新年初一（1月25日）召开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自从武汉肺炎疫情成为中国媒体的一个话题以来，中国媒体的所谓报道在报道疫情时一直把习近平当作主角，把疫情当作凸显习近平及其他掌控的中共伟大、光荣和正确的配角。例如，1月29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疫情报道的主要标题有：
——4天内 习近平3次强调这个重要原则
——习近平传递必胜信心
——习声回响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习近平：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谭德塞时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因为政府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现在外界不清楚习近平这番话是否是间接地为自己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只字不提武汉肺炎作辩护，也不清楚习近平者是否时无意中承认或无意中提请中国公众注意，他本人和他统领下的中共当局没有给予武汉肺炎足够的重视或指挥失当，从而错过了制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
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一直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持续不断地强调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权力。早些时候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下达有关应对疫情的指令时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中国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所反复宣传和强调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的主要实际意思是，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中共各级官员要相信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对习近平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的地位保持高度的意识，坚决维护习的绝对领导地位；没有习的明确具体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采取自主行动，否则将严惩不贷，即使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上也不得有自主行动，而必须等到最高指示方可行动。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病毒扩散
截至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清楚地显示，武汉和湖北省当局遵循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服从了中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即习近平的领导，并因此而贻误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时机。
一些观察家指出，武汉肺炎的病毒在当局的信息封锁、误导和严苛的舆论管控下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截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当局隐瞒疫情实况、严格封杀民间消息的情况下前往武汉旅行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病的。中国当局剥夺人民的知情权给人民造成祸患的做法招致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谴责，武汉当局首当其中。
观察家们指出，这种批评和谴责似乎是给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造成了心理压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辩白。1月27日，周先旺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一方面承认武汉市政府的疫情信息披露不够，另一方面则表示武汉当局先前在疫情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手脚被捆绑，不能以事实为依据披露涉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的消息，而必须听从上级指令，等待最高层授权。
周先旺的原话是“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官方瞒报疫情实况、发布误导性信息、封杀民间消息的大形势下，武汉肺炎疫情不可控制地扩散全国和蔓延其他国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但武汉市和湖北省地方当局也难辞其咎。
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明显失控扩散之际，武汉公安机关查处8个所谓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的人。与此同时，武汉当局长时间反复向社会发布误导性的声明，称病源不明的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可防可控”。进入新年元月下旬，在疫情已经呈现明显扩散之际，武汉当局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活动，派发20万份旅游券，召开迎春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使公众暴露于病毒传染风险之下，
武汉当局采取这种以封口加误导的方式应对疫情的做法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正面报道，同时给中国公众造成巨大的危害。官方的瞒报和误导性信息给公众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武汉肺炎疫情得以武汉迅速扩大。中国当局先前公布的其他省市的最初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无一例外都是在元旦之后前往武汉中招染病的。
一些观察家指出，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最终难以继续隐瞒之前，中国当局的瞒报、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措施如此得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向全世界呈现了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局面：武汉在去年12月初就发现武汉肺炎疫情，但当局一直瞒报，谎报，在进入2020年之后，当局所发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呈现零增长，中国其他省市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武汉肺炎病例在周边国家纷纷出现，这种奇异的发展导致中国网民讽刺说，武汉肺炎病毒是爱国病毒，不在国内传染，只是传染国外。
言论管控变本加厉
目前外界不清楚还武汉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开始扩散之际坚决打击传播有关消息的民众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自选动作，在多大程度上是执行来自中共中央集中统一的指令即习近平的指令。
与此同时，外界也一直想知道武汉当局处罚的那8个所谓就武汉肺炎造谣的人究竟是造了什么谣。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说，假如中共当局和武汉当局当初不是对那些人进行追究处罚而是给予正面表彰，情况不至于变得像今天这么坏。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8个被公安局追究的人都是医生。
面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谴责，中国当局做了些微的让步。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通过其微博账号发表文章称，表示这8人表示传播的信息非完全捏造，而且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本来可以使公众提高警觉，有助于防止疫情蔓延，因此应当对这些人予以宽容，否则会损害中共与群众的关系，损害法律正义，并成为内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共政权的口实。
武汉公安局则在星期三1月29日下午发出通报称，根据相关法规规定，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仅分别进行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然而，许多中国网民对武汉当局和中国当局这种死不认错、拒绝道歉的姿态表示强烈不满。还有中国网民冒险发言说，既然上述8人在传播不实信息方面情节特别轻微，因此受到教育、批评，那么，武汉当局散布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消息，造成世界级的严重后果，公安机关为什么不给予应有的惩处，甚至没有给予教育和批评呢？网民的这种发言旋即被中国当局封杀。
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公民抱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不断提升以言治罪的水平，动辄就以造谣或传播所谓的虚假不实的消息的罪名惩治公民，现在则是当局说你是造谣就是造谣，即使你所说的话高度符合事实甚至完全符合事实，当局照样可以以造谣的罪名对你实行惩罚，但当局却可以随意散布假消息或直接造谣。
过去几天来自中国的消息显示，这些发出抱怨的中国公民确实是实话实说，没有造谣。
1月27日，中国官方的北京青年报报道说，武汉市一位医生(被公安局追究的八人之一)去年12月30在社交媒体微信群中对自己的一批老同学发消息，说他所在的医院确诊7例类似萨斯(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病例，并提醒同学告诉家人要小心防病。
这位医生旋即被武汉公安机关锁定，并被迫1月3日到公安机关在一份侮辱性和威胁性兼备的“训诫书”上签字画押按手印，被迫承认自己从事了违法活动，并声明自己已经明白继续进行这种所谓的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尽管这位医生所说的关于疫情的话高度符合事实，尽管武汉肺炎确实是由一种类似于导致萨斯的冠状病毒造成的。
报道说，那位医生本人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现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现外界观察家们还不清楚北京青年报为什么在这时候报道这样的一个医生因在小圈子内传播了高度符合基本事实的信息而受到威胁和惩处的消息。
一些观察家猜测说，这大概是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害怕被当局认为是挑战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威即习所说的“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不敢对中共当局严酷的言论管制政策和做法提出公开的质疑和批评，因此不得已以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批评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言论管制不但践踏基本人权，践踏公民个人尊严，而且也给中国公民造成切实的致命性危害。
在《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青深一度发表上述报道并引起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唏嘘感叹之际，那篇报道很快被删除。该报道全文目前只能在不受中共当局控制的中国境外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存档。
在另外一方面，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尽管严苛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已经酿成了大祸患，使武汉和湖北成为武汉市长周先旺所说的“重灾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显然不但无意接受教训改弦更张，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在武汉肺炎正在中国各地迅速扩散之际，中国各地公安机关显然是遵循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坚决打击任何传播彼此提醒防备疫情的信息的民间人士。湖南长沙县公安局日前“依法对周某裁决行政拘留处罚”，理由是周某在前一天“造谣”说该县一小区有4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但实际为1人。然而，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随后发布公告明确宣布，该小区发现4例核实的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在接受隔离治疗。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不断播发这种以言治罪的中国官方媒体现在仍在大力宣传社交媒体微信“对散布疫情谣言账号进行限期或永久封禁处理”，声言传播被当局认为是虚假信息的人将受到严惩，可被判处高达7年的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和中国公民言论，中国当局正在把所谓的“造谣”概念无限扩大，并用来抓捕任何胆敢通过互联网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人。
1月28日，来自中国的视频显示，中国一名女子被当局抓捕，被迫电视认罪，罪名是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仅仅是因为她在互联网上说了一句“大家快买米”。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严苛的言论管制眼下没有松动的迹象，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当前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战略显然是把政治及“维稳”（即控制社会、控制舆论）当作一个主要重点。
观察家们注意到，名义上是为应对疫情而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包括管控中国意识形态和舆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黄明坤。
“群众演员”与“正能量”宣传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媒体在报道疫情消息的时候就一直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制度性地淡化和无视武汉当地视情况，不报道武汉居民因当局的隐瞒而受害，不报道武汉人眼下的生活难和就医难，不报道武汉以及中国各地许多医院严重缺乏基本的医疗资源甚至缺乏口罩和防护服之类的医疗用品，导致医院不得不纷纷通过互联网发出公开呼吁向社会民间求助。
许多中国公众抱怨习近平上台以来动辄撒出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给其他国家并由此赢得“大撒币”的绰号，中国公款消费每年上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权贵享受着世界超一流的免费医疗，但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基本医疗投入极少。
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记者探访武汉金银潭医院：防护物资短缺，医护人员工作量非常大。 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4亿人口，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的堂堂大国，有能力支持非洲500亿美元，有能力免除喀麦隆 52亿美元的债务，有能力支持伊朗 朝鲜、委内瑞拉......有能力把钱撒满全世界，就偏偏TMD没能力对自己的国民好一些！”
另一位中国网民则写道：“疫区的社区医院， 很多人在咳嗽，排十几个小时队也不一定能看到医生。 中央财政向湖北提供了10亿元人民币救助，湖北人口5890万，平均每人可得到救助款：1000000000元÷58900000人＝16.97元人民币，在当前的武汉都不够买一斤白菜。 而它们刚刚向伊朗捐助了257亿。”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天里，随着北京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武汉和湖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和宣传，中国媒体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基本上变成了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倡导的“正能量”（即积极正面、歌颂中共）的宣传。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常常在不经意间造成了令人感到悲哀又感到滑稽的效果。
中国官方的电视画面显示，“受习近平委托”前往武汉视察和指导疫情控制工作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前往一个正在紧急施工的专治武汉肺炎的医院建筑工地视察时询问在场的工人有没有什么困难，在场的工人齐声高喊，“没有”。
这一画面导致许多中国人评论说，那些工人很可能不是真工人，而是地方当局安排的群众演员。事实上，中共当局高官视察地方、地方当局为了高官的安全或宣扬地方政绩而安排公安部部门人员冒充群众接受高官视察的做法在过去的70年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
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有一次到一个城市视察时去一个公园，地方当局提前把游客全部清空，并安排当地公安机关人员假扮为成双成对的游客。毛泽东看到这样的一对公安人员假扮的夫妻，便上前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那对公安人员只能以假扮的夫妇身份、以谎言应对毛泽东的询问。
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遵义考察。流传到海外的视频显示，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一条街道上时有夹道欢迎的群众。突然有一个似乎要喊冤的女子在人行道上发出呼喊并试图穿过人群到道路上，周围的人立即手脚麻利地迅速将那个女子制服拖走。
与此同时，因那女子的出现而一度呈现小混乱的欢迎群众在几秒钟内恢复井然秩序，并习近平乘坐的大巴驶过时跳跃和举手欢呼。观察家们指出，那一视频清晰地显示，那些夹道群众多是训练有素的演员，很可能大都是公安便衣。
正能量宣传与“高级黑、低级红”难解难分
近日来，中国当局进行的网络舆论控制和“正能量”宣传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过去的两天里，在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大力封杀网民的批评性言论，尤其是封杀网民试图就武汉肺炎在中共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下失控对中共当局问责的言论。这样的网络发言会被迅速删除，发表这种言论的网民则遭到限期禁言、永久禁言和销号的处罚。
在当局大力封杀批评性、问责性言论，甚至大力封杀网民传播的如何在家中照顾因医院人满为患不能得到医院救治的家人并避免照顾者染病的信息之际，一则“正能量”歌颂中共政权伟大和威武的帖子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中国网上广泛流传：“就问哪个国家有这种执行力？一纸命令，封城！一声喊，几百医生除夕奔赴灾区！一个号召，全民春节不出门！一声动员，数百挖挖机几天建一所医院！你们向往的美国、日本、欧洲谁能？同是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试试看，老百姓只有烧香拜佛，自生自灭了！唯有咱大中国，上下齐心、众志成城、科学施策能抵御一切艰险苦难！......我深信：不多久再回头一看，这又将是一场多么精彩的胜利！加油，武汉！加油，我的国。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守得住繁华，也耐得寂寞，可以让各个景区人山人海，也能让条条大路空空荡荡！”
批评者指出，这则帖子宣扬的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残暴价值观。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则帖子似乎是以文学反讽的手法，即所谓的高级黑的手法，来谴责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把愚弄祸害人民、肆意玩弄人民当作自己的成就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