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一个叫做《与共和国同命运》的知青博物馆，在北京国家体育馆鸟巢开幕。这是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黑龙江省文化厅主导，由中共黑河市委和黑河市政府主办的展览。展览选择在七月一日开幕，显然是配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四周年的活动。展览的宣传册这样说：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一段难以忘怀的情结；一种永续传承的文化；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
中国媒体《光明网》的报道称，“它像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灾抢险精神一样，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之魂。”而展览刚一开幕，中国就有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说，这项展览是将中国历史中一段创伤岁月涂抹上积极的色彩，用当今的流行语叫做“正能量化”，而没有去认真反思执政党和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当年的知青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革”造成的整个社会生活混乱，生产停滞带来的就业岗位紧张，大批适龄劳动力无法安置的现实需要，“也有毛泽东一向具有的不计后果搞大规模社会实验的革命妄想症”的因素。
山东青岛的公司职员高建新，十五、六岁时报名去了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高建新说，除了初期一小部分狂热中的红卫兵主动要求下乡之外，各大城市基本都是采取不同形式的强制措施动员上山下乡，凡有抵制不从者，动辄扣以“破坏伟大领袖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
高建新说：“在我加入的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更采用欺骗宣传手段动员招募知青。而现实是---至少在我所在的连队---兵团知青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满足。饥饿是内蒙兵团知青普遍的记忆。而对于稍有怨言，或者缺乏‘积极性’ 的知青的虐待和迫害更是屡见不鲜。许多知青为争取返城的机会，用各种方式自残，有的因此送命。”
北京退休教授李泮池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在内蒙古农村插队落户。李泮池接受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内蒙农村插队五年。苦啊！”
李泮池认为，对知青来说，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能够解决“三大差别”问题，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 ，知青最后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的确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
李泮池说，上山下乡不仅给知青带来伤害，而且也是一场“文革”带给中国老百姓的共同灾难。李泮池回忆道：“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我兄弟姐妹四个，家里有三个知青，姐姐1967年下乡，我71年下乡，弟弟73年当兵，不然也要下乡。下乡那天，锣鼓喧天，知识青年胸前佩戴大红花，集体由专车送到乡下，家长朋友同车陪同，到了乡下，送行的人随车回去了，几个知青留下独自面对一道道生活上的难关，艰难的日子真正开始了。”
李泮池说，“也只有文革期间，伴随着被煽动起来的疯狂，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得以实施。 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动乱的恶果之一。”
曾经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高建新对上山下乡运动这样总结道：“在知青这个据说涉及两千万家庭的巨大群体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人目前身居高位，或者富可敌国，知青岁月似乎没有影响他们人生的辉煌。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被文革所拉动的强制性的人口迁徙运动，大批50后出生的年轻人在本应接受教育的年纪被迫背井离乡，在生存条件大大降低的环境里荒废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退休教授、前知青李泮池则反思道：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但不可否认的是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是知青同当地人民及共和国各条战线的人们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这个国家。较之后来长大的青年，知青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