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折腾中国10年，到1976年毛死去的时候，掌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经济一片凋敝，濒临崩溃边缘。中共不得不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放松控制，而正是中共对经济的细致入微、细化到个人的控制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凋敝。中共将放松经济控制称作经济改革。然而，在一党独裁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旋即走上公开以权谋私的邪路，并成为1989年由北京开始的全国性反腐败、要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经济凋敝惨不忍睹
在中共掌控中国之后，中国经济就进入紧缺时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须品都必须凭票购买，肉票，油票，香油票，肥皂票，火柴票，鸡蛋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粮票，各种票证不一而足，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后期，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必须品的匮乏更为严重。
当时流行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玩笑说，与中共为敌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试图派遣特务渗透中国大陆进行捣乱破坏以推翻中共政权，这纯粹是痴心妄想，因为到中国大陆的台湾特务拿不到任何票证，连吃的都买不到，不出一个月就要饿死，根本就没有机会和体力进行捣乱破坏。
在中国农村，被捆绑在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当中的中国农民则连城市居民一切凭票供应的贫困生活也过不上，只能是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在文革收场之后，中共当局一度长期将当时中国经济的惨不忍睹的状况归咎于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和毛泽东一度的副手和接班人林彪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捣乱破坏。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凋敝完全是中共推行的阻碍经济发展、甚至是阻碍中国人自谋生路、谋求基本生存的政策导致的。
在中国农村，中共推行所谓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将所有的农民一个不漏地囊括其中，一举使全中国亿万农民成为中共政权的农奴。他们必须按照中共政权的指令生产政权所需要的农产品，但他们的死活中共政权不管不问，他们连自己养鸡几只鸡，种几棵菜给自己吃或给自己换点零用钱都要受到精确到个人的严格管束，而且动辄就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受到无情打击。
除此之外，中共政权对农村和农民还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也就是从农村低价收购农民辛苦劳作的得来的农产品供应城市，同时将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高价出售给农村。中共当局用这样的办法来搜刮资金支持工业发展，追求所谓的国家强大即中共政权稳固。
由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走的是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出身农民，中共1949年之前在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下进行的夺权斗争一度被称作农民革命。中共也长期宣扬自己是追求农民解放，要帮助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但许多批评者指出，中共进行的所谓的农民革命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对中国农民的坑害，这就是为什么自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剥夺，一下子跌落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共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制造的人造大饥荒中被饿死的中国人几乎全是农民。
当时城市居民挨饿的症状是粮食吃得不够导致的身体浮肿，农民挨饿则是饿死。至少几百万、也可能几千万中国农民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中共政权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饿死。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共政权制造的大饥荒一直是中共当局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
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出身农民，毛泽东开创的中共政权也一直对所谓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予以重视，但这种重视只是给中国农村和农民带来没有停歇的压榨和灾难。中共虽然在造成成百万、上千万人的饿死的人造大饥荒之后对农村放松了一点控制，但放松得非常有限，农民只是在中共政权的严格管制下苟延残喘，勉强活命。
中共对农村、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控制导致中国农民普遍贫穷。在中国许多地方，农民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辛苦劳作一年下来，不但得不到任何收入，还要倒贴钱才能获得赖以活命的口粮。1970年代在贫穷又人口众多的四川等地，人们一度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可以干活、可以生娃的姑娘当媳妇。
从农村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
在毛死后，面对中国经济的一片凋敝和衰败，中共从1970年代末开始不得不采取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声言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共的伟大决策，是英明的顶层设计，是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大好处，大福利。
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中共当局的这种宣传其实完全不符合事实。
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从农业开始的。其实也谈不上（中共）中央领导有多么英明睿智，只是说在那个经济压力下，在全国许多人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允许农民弄一点自留地，弄一点非公有经济发展。结果这样出于意料地有了大的经济绩效的提升。中国的农业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样中共中央很高兴，同时又宣扬说这是中共、尤其是邓小平的功劳。
“有人把邓小平说成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后来有人说不准确，应当说是总批准师。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不是他们设计的，不是什么高层设计，顶层设计，而是农民从最原始、最淳朴的理念出发，在马上要饿死的情况下做出的被迫的选择。中共只是稍微宽容了一点。所以说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有多大的成就的话，就是中共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给了人们一点让他们活下去的宽松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农村给了这么一点机会。”
许多知晓当时中国历史的人说，中共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宣传颠倒黑白，颠倒因果，回避最基本的事实，因而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完全是胡乱给自己脸上贴金。
在批评者看来，中共宣传部门有关改革开放的宣传迄今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关键的问题，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前就拥有勤劳勇敢的人民的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贫困？难道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都一直集体懒惰吗？或者，是有什么人或什么政权阻碍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干劲，使他们长期陷入贫困难以逃脱吗？
尽管中共当局一直竭力回避、淡化甚至抹杀批评者所认为的这种最关键的事实和最关键的问题，但中共宣传机器还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关键问题所在。例如，至今普遍流传的中国官方宣传说，位于中国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之一，1978年，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签署了土地承包责任书，实行包产到户。”
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没有提及那安徽省十八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进行什么涉及巨额资金的投资，更不是要去抢劫银行保险库或推翻什么政权，他们要做的事情不过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诚实劳动自食其力，自谋生路以求温饱而已。
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官方的这种宣传与其说是为中共政权评功摆好，更像是控诉中共政权的暴虐；这种宣传清楚地显示了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农民连自谋生路种地都要冒极大的风险，需要立下生死状，由此可见中共强行推行30多年（从1958年到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残暴。
城市地区的改革开放
中共政权部分放松了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控制，中国农村惊人的贫困迅速出现缓解。中共当局接着也尝试性地放松对中国城镇经济和城镇居民的控制，试图以此来走出城镇经济的困境。
中共当局声言在城镇进行经济改革是富有远见和睿智的决策，但批评者则声言中共当局在城镇的所谓的经济改革的举措跟在农村一样完全是被逼无奈糊里糊涂被迫应对的结果。
中国前总理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指出，自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导致中国陷入长期贫困的经济发展死结都是因中共对经济实行蛮横又全面的控制造成的；中共政权先是靠着独裁专制的权力不懂装懂、一意孤行导致经济凋敝，然后又一筹莫展不得不让民众自谋活路，民众为自己找到了生路，中共再贪天之功为己有，说是中共富有远见和睿智给民众指明了前进道路。
在毛泽东时代，毛试图靠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发展经济，结果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为了甩掉城镇经济发展停滞导致的就业难题，毛将大批的城市青年强行送到农村去做“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在农村不但没有获得毛所宣扬的“大有作为”的大发展，反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在毛泽东死后，大批衣食无着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给中共政权带来了压力。
鲍彤说，1949年以来的中共顶层计划和设计给中国只是带来灾难和经济凋敝，而毛泽东死后“知识青年”在中共顶层的计划之外返回城市，给中国城市经济带来了意外的生机；具体地说就是，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自谋生路，重新恢复了被中共消灭了几十年的私有制。
他说：“不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对中国经济大发展起了作用，而是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什么作用？起了恢复私有制的作用。怎么是知识青年返回城市起了恢复私有制的作用呢？因为在城里里，那个时候，我记得也就是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连修鞋的都是国营的，没有私营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要吃饭。他们能当干部嘛？不行，没有指标。能当工人嘛？不行。为什么？没岗位。当时我记得，当时机关里根本就不能进，工厂里要顶替，也就是一个工人退休，由一个子女顶替。这没有多少岗位。
“因此知识青年干什么？他们摆小摊，自己开小店，自己自谋生路，就这样变成了个体户。什么叫个体户？就是私有制。而在此之前，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经过公司合营，经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商业的社会主义造，中国的城市里已经把私有制的根子都挖掉了。幸亏下乡知识青年回到城市，开辟了另一块广阔天地。结果是中国的私有制、个体户从此重新下种，重新生根，重新开花。这才有了后来的所谓的民营企业（给中国人提供了大半的就业）。”
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也指出，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完全是被动的，是由不得不自谋生路的基层人民推动的。
夏业良说：“由于农村改革成功，（中共也尝试）也在城市进行改革，就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变成向市场找机会。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年底，很多国营工厂发不出工资，贷款无法偿还，经济非常困难。那个时候，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自己找米吃。也就是要工厂自己到社会上去看有什么需求。那时候社会上连电风扇都买不到，简单的电器，收音机，半导体，自行车都是非常奇缺的。很多国营工厂有这个技术能力，过去国家不让他们做事，现在国家政策松动了，他们很快即就能生产出东西满足市场需求。”
曾经因为批评中共政权而被中共当局长期关押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说，中共政权在1970年代末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做法是被迫的。
他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基本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共党内的人比较现实，看到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看到中国各方面，无论是文化，还是军事还是其他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不得不尊重现实去发展经济，放弃了毛泽东的那一套，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大家从上到下看得都很清楚。所以说，他们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策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基本政策。”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走上邪路
1970年代末，被毛泽东多次打到的邓小平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后来，中共当局宣传的邓小平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战略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的中共当局也是这么宣传。
但许多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则说，邓小平跟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多少关系，无论是农村的经济改革还是城市的经济改革，都是底下的人冒险推动进行的，邓只是在别人冒险取得了成绩他跟着说他也赞同而已，实际上没有为改革冒什么风险，也没有提出什么改革战略。
批评者说，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专制独裁的信奉者，在中国民众谋求思想解放、摆脱中共独裁统治的时候，他提出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宣示中共绝不放弃独裁权力，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是一个思想平庸的实用主义者，所以他时常表示赞同甚至赞扬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糊里糊涂的口号，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摸着石头过河”，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
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瑜指出，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并将这种口号变成实际上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大，最终大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
高瑜说：“这种政策完全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之上。按照当今世界文明标准，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拥有普遍的人权。但是，当初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社会上看，首先被允许富起来的有一些劳改犯，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到市场上去拼搏。但这些人很少很少能进入体制。但更多的富起来的是红二代。他们跟国外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就是把国家的外贸和资源垄断了。八十年代他们倒卖无本万利的批文，后来干脆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水电，电信，石化，这些国家垄断企业都是在他们的手上。”
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邓小平说，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没有说让哪一部人先富起来，到底是让权贵子弟红二代先富起来，还是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富裕起来。有人说这是他的一种政治智慧，我认为是一种政治狡诈。”
在中共推行一党专制之下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一度看似没有什么大问题。中国学者和政论家胡平说，如今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中国已经成为招致众怒的东西，跟当初提出的时候截然不同了。
他说： “这个1980年代不一样。当时的所谓的万元户也有很多是平民，过去的社会边缘人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享受铁饭碗，是在当局的恩惠之外，当局开始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才允许他们自谋生路。这样，他们从卖大碗茶、炒瓜子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做起，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一下子成了比较富的人。
“当然很快经济改革就搞成了双轨制，当然只有权贵权势人物才能靠批条子，利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规之差大发其财。到了六四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从房地产，到国企改革，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权贵就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些靠权势富起来的人，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富裕起来的群体全是靠一党专制的庇护，他们就变成了一党专制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和经济上的腐败的私有化就成了相辅相成的东西。”
所谓的双轨制是指中共的半吊子经济改革，一方面政府继续计划控制紧缺物资，另一方面紧缺物资又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于是，在政府部门有权力可以按照政府计划价格得到紧缺物资的人家便将那些物资在市场上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倒卖出去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实现权力变现，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先富起来的人，一部分是权贵子弟，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国家计划指标，拿到批条。当时常见的现象是，国家计划的物资非常紧缺，钢材，水泥，木材，等等。只要你能拿到，就跟黑市价格差距非常大，甚至相差两倍以上，两三倍。这样，谁拿到计划指标，谁就发财了。谁能拿到这样的指标呢？当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的家属，或者是有一些现管的管理部分的负责人。”
据夏业良介绍，有人回忆说，1979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儿子王军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说谷叔叔，我要开公司，我要办生意。当时政策松动了，准许人开公司办生意。谷牧就批给他20万元人民币。王军什么都不是。他拿到20万元人民币回家。当时他一下子成了特别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震的儿子。他是权贵子弟。他就可以平白无故地拿到20万元。1979年那时候的20万元是巨款。他拿了20万元说是要办公司，但办什么公司都不知道。可见这些权贵子弟跟平民是不一样的。
六四事件成为分水岭
在中共一党独裁体制下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改革，很快成为中共权贵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盛宴。
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共一党独裁体制下的所谓经济改革的总结是：以暴力为后盾，先是以共产名义化私为公，再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天下两种相反的坏事，全让中国共产党这一个党干了。
包括邓小平的儿子在内的中共权贵子弟利用老子的官职权力、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倒卖批条，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大发横财，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公众的愤怒，并成为1989年春夏之交最先由北京学生和市民借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而发起的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之一。
北京的抗议活动迅速在中国各大城市得到热烈响应。抗议者的一个口号是“反官倒”。
在邓小平调遣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卫军野战军开着野战用的坦克1989年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早上杀入北京城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在声言坚决镇压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之余，也一度表示要认真整治腐败，清理所谓的”官倒”公司，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儿子办的康华公司。
与此同时，在六四事件前夕被邓小平提拔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推出所谓的反和平演变运动，强调中共政权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中共当局在六四之后进行的反腐败和清理“官倒”的运动很快草草收场，当时在中共政权中拥有太上皇地位的邓小平也很快叫停江泽民所推出的反和平演变的运动，并声言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不要问经济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意思是不要管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尽管邓小平先前提出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邓小平1990年提出不要问姓社姓资之后，中国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全面铺开，中共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毫无顾忌地泛滥。
在鼓噪反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的运动被邓小平不客气地叫停之后，江泽民很快明白过来，并以后来公开宣扬“闷声发大财”的理念来宣示他对邓小平的心领神会。在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时代，中共官场的腐败全面发展，为后来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借口清理政敌、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埋下了伏笔。
学者胡平说，六四镇压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折点，镇压中断了中国本来就有限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重新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强力镇压向中国公众显示了中共有决心也有能力杀人，于是，中共的权贵从此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劫掠公共资产又不需要担心公众的抗议。
胡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搞所谓的资本主义，搞私有化，必然就变成了权贵私有化。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就是让权贵们先富起来；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中共利益集团越是专制就越是腐败发财，越是腐败发财就越是拥护专制，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前景就越是渺茫；当今中国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腐败，另一方面是中共专制的进一步强化，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十分明显的情况。
媒体人何频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强人邓小平调遣军队镇压民众，然后通过腐败维持政权使权贵利益集团掌控中国经济命脉，使腐败与独裁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中国进入万覆不劫的境地，因此，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邓小平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毛泽东。
70年历史转回原处
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如此评论中共一独裁下的经济改革导致以坑害中国公众利益为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他说：“这也是共产党思考的一个结果。他们既不想放弃他们的专制政权，但又要发展经济。怎么办呢？他们就想，经济发展起来了，最好是掌握在他们自己人手里。他们说的自己人，当然是说他们的子弟最可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主要就是让他们自己的子弟先富起来，来掌控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这样既能发展市场经济，也能保证他们的独裁政权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所谓的一部分先富起来，也就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笼罩之下富起来，这些人必须要依靠这个政权，无论是他们的子弟，还是其他的商人，其实都必须跟官场有紧密的关系。这就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越来越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只要跟权力靠拢，你就可以发财；你要是疏远了权力，我就想法整垮你。”
在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宣传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共政权给富豪吴晓晖判刑18年并没收和追缴资产850多亿元的消息传来，给魏京生所说的中共的经济改革“越来越没有法律，没有规矩，只要跟权力靠拢，你就可以发财；你要是疏远了权力，我就想法整垮你” 提供了一个注解，显示了当今中国的富人跟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的时候一样可以被中共政权任意宰杀。
与此同时，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吹新型的公私合营（即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变相剥夺民营企业的财产。
在另外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农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依然是被中共政权锁定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需要他们的劳动力的时候，当局可以准许他们到城市里打工，在当局觉得他们是个麻烦的时候，可以一声令下将他们在大冬天的黑夜里驱赶到大街上，驱赶出城市；即使是准许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也不准许他们享受城市居民应当享受的福利或服务，尽管他们必须一分不少地缴纳城市当地的各种税款。
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甚至不能自费给自己的子弟办学校让自己的子弟接受起码的教育。中共当局对农民工办的子弟学校采取封禁和拆毁的措施，使农民工的子弟无法在自己的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地区受教育，即使农民工子弟学校自找教室和教师，即使有志愿者当教师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