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11月25日表示，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此前特朗普承诺，当选后要向中国商品征60%关税。这些高关税对中国经济将带来什么影响？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广场协议
在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品。但是二战后，由于德国、意大利等国制造业快速崛起，而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制约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48年的31%降至1970年的16%，美国的出口/进口从1961年的137%降至1971年的97%。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暂时遏止了美国制造业的衰退。
但由于美元仍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样就要求增加美元供给，导致美国从世界第一顺差国变成第一逆差国，为全球提供流动性、顺差和市场。
在日本、台湾、韩国商品的冲击下，美国出口/进口跌至1985年的65%，于是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并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弱化美元，使得美国的出口/进口从1986年的62%回升到1991年的86%。
广场协议成果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抵消
中国商品在1980年代开始流入美国。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廉价中国商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美国的出口/进口降至2005年的54%。
1972-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稳定在1770万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分别稳定在24%、13%左右。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制造业工人从2000年的1727万锐减到2010年的1153万。
美国政要非常震惊，2003年小布什总统在演说中表示，2001年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240万制造业工作；他将成立一个新部门，专责振兴制造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颁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法律框架和项目计划。特朗普政府开打美中贸易战，推出“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拜登政府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
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制造业岗位从2011年开始缓慢增加，但是到2023年依然还只有1294万。美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2001年的13%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6%，同期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从25%下降到15%。
2018年贸易战，中国应对失策
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毁了中国的人口、内需和美国等国的制造业，预警将爆发贸易战，预测美国将振兴制造业、设置贸易壁垒（比如关税）、限制高科技出口。我建议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提高居民收入，靠内需驱动经济。但是中国直到2016年才实行二孩政策，至今没有停止计划生育。
与中国政要的迷糊不同，美国很多政要认识到美中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因此在2018年引爆了美中贸易战。中国通过转口贸易、人民币贬值这种小伎俩规避美国的关税。加上新冠疫情和美国的政党轮替，美国的第一轮关税政策之后，美国的出口/进口并未回升，贸易顺差并未减少，制造业也未复兴。
第一轮关税政策是“损中不利美”。中国占美国总逆差的比例从2018年的48%降至2023年的26%，而东盟的占比从11%提高到19%（其中越南从4.5%提高到9.8%），墨西哥的占比从8.9%提高到14.4%。东盟和墨西哥的占比提高很大部分是中国的转口贸易，因此中国的占比其实降幅并不大，中国的经济和就业依然高度依赖来自美国的顺差。
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根源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从而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国际社会占60%左右）。如果中国明智的话，2018年就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已经占GDP的50%了，居民消费占比也会随之提升，在应对美国第二轮关税战上会从容的多。但中国白白浪费了六年时间！
中国如何应对新美中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万斯副总统都曾考虑过象1985年那样，通过弱化美元来振兴制造业。万斯认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对美国消费者的补贴，但却是对美国制造商的征税。
但是现在欧盟、日本、台湾、韩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比美国老了，中国的人口也在快速老化，货币都在贬值，无法升值了。因此，关税成为主要手段。特朗普扬言要对所有逆差国都征收关税，其中中国60%，墨西哥和加拿大25%。候任财政部长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主张通过每日增产300万桶石油、放松管制以实现3%的GDP增长来对冲关税引发的通胀。
要实现制造业崛起，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出口/进口比例，意味着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将减少。2023年美国的逆差，中国占26%，欧盟20%（德国7.8%，爱尔兰6.2%，意大利4.1%），东盟19%（越南9.8%），墨西哥14.4%，日本6.7%，加拿大6.1%，韩国4.8%，台湾4.5%，印度4.1%。
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是需要贸易平衡的。2024年前10个月，中国的总顺差中，美国、欧盟、东盟、印度分别占37%、26%、19%、11%，而他们对美国存在顺差，在美国新关税政策下，他们必然会减少给中国提供顺差。如果中国增加向其他国家出口而规避关税，这些国家由于美国的关税而无法从美国获取顺差来对冲来自中国的逆差，那么会导致债务危机，必然会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台湾对美国存在顺差，对中国大陆存在更大的顺差，关税战导致台湾被夹击。如果大陆减少从台湾的进口，两岸经贸依赖度下降，将增加台海两岸的政治、甚至军事风险。可见，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将重塑世界格局。
如果在关税压力下过度贬值人民币，可能引发资本外流。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实现“利美不损中”？
第一，进行结构性改革。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国际正常水平，可以一举四得：通过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从美国进口；靠增加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壮大中产阶级，从而缩小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分歧；提高家庭的养育能力，有助于提升生育率、避免人口崩溃。
第二，调整进出口格局。中国从中东、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的相关产品，尽量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第三，产业链合作。美国重振制造业，如果从头开始，难度大、成本高，如果与中国在产业链上合作，有助于美国重振制造业，也保留了中国的市场份额，特斯拉就是这种产业合作共赢的例子。第一轮贸易战，产业链撤离中国，但并未转移到美国。如果产业链继续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国，但这些国家的人均购买力还不如中国，无法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在产业链上也无力帮助美国。
第四，建立战略互信。即便美国提高关税，能将出口/进口提高到80%就很不错了，仍然为世界提供顺差。中国不能有“以牙还牙”的狭隘心态，而应该从“东升西降”的“中国梦”里醒过来，放弃“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企图，在非经济事务、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这种战略互信有助于中国从美国获取较大的顺差份额，也有利于美国降低外交成本(包括类似乌克兰战争、加沙战争这样的成本)，便于专心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美中的经贸失衡靠政治来补，这需要领导人有足够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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