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8月19日发布官方微博的调查“你接受上四休三收入降1/5吗”，26.2万名受访者中，17.9万人选择接受。看似顺应欧美新潮流的“四天工作制”，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中国企业的实施方案却暗藏“减薪”关键差异，但青年面对高度“内卷”的就业环境下，态度呈现两极。经济学者指出“上四休三”恐怕是北京政府禁止裁员，避免冲击失业率，企业降本增效的因应策略。
中国社媒微博上，一篇“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有必要待下去吗？”的发文在8月19日登热搜榜首，短短两天达到1.5亿阅读量。内容是一名担任内容运营的上班族被通知，因公司效益不好，工时改上四休三并降薪1000人民币，月收入仅剩6000元（约840美元）的他对职涯感到忧心。
尽管网络投票逾68%的网民接受收入减少的四天工作制，但是也有许多正经历此“新制”的上班族纷纷在网络上分享此“困境”。
微博用户“pikapi56”說：“不仅上四休三还重新签劳动合同，工作地全国可以随时变换，哪天倒闭了不解散，给原来公司调到外省，很多骚操作。”。
另一名昵称“时集aaaaaa”的网民更进一步表示自己的状况则是上三天、休四天、又降薪。他还说：“休假临时有事叫我过去半天一天没一分补贴，私企就是有今天没明天，指望恢复、等业绩好不可能，只会越来越差。”
中国四天工作制是资方节省成本
自中国外派自新加坡的跨国企业人资总监颜小姐分析，四天工作制与社会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在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员工角度出发，希望保有弹性工时照顾家庭，像是联合利华等部分企业已经实行上四休三，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则较少见。
颜小姐指出中国企业实行四天工作制，出发点是资方层面要节省成本，企业较少从劳方层面出发，以员工需求为本的思维需要非常成熟的社会环境，认可工作生活平衡，少劳动且不影响福祉和收入，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达到。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和东亚国家多是劳动力过剩，劳工也倾向努力工作、目标驱动、高度竞争。
颜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劳动力过剩的地方，雇主的议价能力会更强，如果你(劳工)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份工作、以我(雇主)的形式去工作，那你可以走，我有大把的劳动力可以去实践这个需求，并且这个社会整个对人的关怀、以人为本的这种程度也没有澳大利亚那么高。”
颜小姐表示企业降本增效通常会先冻结招聘，或者重新组织架构，削减非必要工种，但若出现“减薪并减少工时”的第三类情况，通常是中小企业为了应对长期变化和不确定性而做的选择。
更精准来说，由于雇主不确定经济萧条会持续多久，因而先采用降薪减工时，以保有企业运营的可调整性和韧性。颜小姐指出，若直接裁员，尔后业务体量增长再重新聘雇的成本更高，且中国的劳动法保护劳工，公司裁员需支付劳工经济补偿。
而在杭州新创公司任职的何先生也指出中小型公司运营本就困难，“无薪假”或减薪很普遍，就像公司也曾因商业模式没落地，或新产品研发时间过长、成本过高、投资人等不及等因素，面临新一轮融资不成，公司跟员工签降薪协议，管理职半薪，若不接受则接受补偿辞退。
单休加班拼命“卷”VS.三休减薪躺平
事实上，中国社科院早在2018年发布《休闲绿皮书》建议2030年实行“做四休三” (每周工作36小时)工作制，但在加班成文化的中国，对民众而言实属奢求，而现在企业将“减薪”巧妙地包装在四天工作制中，引发更大反弹。
超话博主张胜军在微博发文反对“效益不好就把多余的人裁掉，剩下的人满负荷工作，工资不要降，通过降薪多休的方式，搞到最后就会一盘散沙。”;
教育博主耿向顺指出“上四休三根本落实不了，反而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公司的考勤会更严，成本控制会更严，老板揽来的业务会更多，员工的工作量更大，工资会更低，福利会更少，工作会更累，加班会更狠。”
然而，社媒反应对此议题呈现极化，甚至有网民以“神仙公司”形容上四休三工作制，副业搞起来肯定可以弥补被公司减薪的幅度。
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公关的余小姐以书面回覆美国之音表示，公司年轻伙伴们都愿意“工作四天领32小时工资”，她直言“不是不惦记挣钱，而是大家想清楚了，因为过了最红利时期，盲目卷还不如寻求内心平静。”
但在北京任职于服装设计业的杨小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却认为，北上广深一线大城的公司大多支持不了“上四休三”的节奏，可能只适用于业务推进不激进或效益不好的公司; 而小城市双休还没落实，更别想三休。
杨小姐表示对于收入用以维持开支的人而言，上班为了有钱拿，除非原本工资够高或不缺钱才可能接受降薪减工，尤其平时加班已是家常便饭，多休息则永远干不完活。她笑称：“能双休就已经不错了，如果能真正的三休，别说降1000，降2000都愿意。”
僵尸企业在“倒闭或无薪假”间挣扎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中国企业实施“上四休三”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北京当局禁止裁员，避免冲击失业率，因此企业只能通过减少员工工时，勉强维持运营。
王国臣指出现在中国百业萧条，像是制造业产能过剩、服务业消费颓靡、互联网业遭反垄断打击，金融业面临死灰复燃的“双减”政策，和危机四伏的房地产业牵涉上下游传统产业，压抑整体消费产业，进而对劳工需求降低。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31日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49.4%，低于50荣枯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0.2%，是近一年低点，显示中国整体产业景气不佳。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就是僵尸化，都是僵尸企业，活着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可以预期到中央政府会有新一波的降税减费，可是地方政府因为收不到企业税，所以会查税倒追30年，所以他们会面临两种极端的政策。”
王国臣指出中国疫情期间曾实施禁止企业裁员，但当时政府有纾困贷款辅助，相较于现在没有出台配套，企业只能自行吸收人事成本，不得不在“倒闭或无薪假”之间抉择。但他預測中央或地方不会让企业倒閉，一來避免政府失去税收，二則恐造成社会动荡。
王国臣直言中国无法达到生活工作平衡，因为减少工时的条件是“减薪”，随之造成的经济压力对已成家立业和薪资水平较高的中年人冲击较大，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购房的房贷负担沉重，以及金融业或服务业减薪幅度更大。
因此，王国臣认为《北京日报》的调查可信度很低，仅是官媒释放正向信息，引导民众接受，并预测中国政府将会出台普惠小微贷款，对企业的纾困。
但另一方面，王国臣分析年轻人对四天工作制的态度，分为将就接受和乐于接受两个群体，在中国7月青年失业率飙升至17%之际，有青年碍于别无选择黯然接受; 也有部分00后年轻人工作目的是增进历练，并非赚钱，更乐得上四休三，总能回家啃老当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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