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随着中国内陆省份贵州最后九个深度贫困县清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国家实现“全面脱贫”。
然而，《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Dexter Roberts)不久前出版的书《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腾飞的福利，反而沦为棋子和牺牲品：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从政府和企业无休无止的剥削，到户籍制度的歧视，再到家庭分离的痛苦，而日积月累的民愤伴随着人口红利的耗尽，很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之一。
罗谷在序言中写到：“中国想要世界相信这样一个迷思：中国的发展和专制制度会成为各国的榜样，甚至会取代西方。但是本书将会证明，为什么这是虚假的。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严重放缓，让许多中国人失望，并且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低端中国》一书今年3月在台湾出版，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称赞它为“近年来读过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最精彩、观点最有原创性的一本”。
党如何用“户口”控制和利用农民
《低端中国》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国贵州省炳花村为中心展开叙述，在这个以布依族为主的村庄里，由于经济落后和就业萎缩，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前往沿海地区打工。
莫梅荃是《低端中国》一书的主人公之一，因为家乡缺乏工作岗位，她在1998年前往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工资是每小时一元人民币。
莫梅荃的表亲莫路波则在初中的时候辍学，尝试到宁波闯荡，但是刚刚下了火车就被三个流氓抢走了财物。
另一名表亲莫文之也在东莞的工厂打工，和其他10名工人挤在一个小宿舍，那里潮湿闷热，没有厕所。但是莫文之认为工厂的待遇很好，他告诉罗谷：“舒适和私人空间不是我的重点。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地方，我也不想找女朋友。每天晚上下班了以后，我就睡觉。”
截止2020年底，像莫氏家族的年轻人这样的农民工达到了2.856亿，占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农村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一半。但是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颁布的 《户口登记条例》，所有个体被基本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个城市对落户作了严格限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报告称，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数亿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权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他们的健康和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也很难在雇佣关系中维护自身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企业和工厂获得了大量廉价而“听话”的劳动力。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 “户口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有利，它保证了基于低工资的“中国制造”模式，保证中国有持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农民工只是城里的过客。这些都压低了工资，铸就了中国如今的世界出口国地位。”
缺乏保障和社会地位的农民工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为中共和国家的繁荣添砖加瓦。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数量巨大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也铸就了习近平实现“伟大复兴”和弘扬“中国梦”的筹码。
在本书的第四章中，罗谷将农民工称作党的“棋子”。他写道：“党已经不再保护工人，但还是运用一些措施让他们继续当意识形态道具；党已经不再钜细靡遗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个法令架构来规范一些新的老板，让他们不要太亏待劳工；这有一部分，是为了要防止社会动乱。”
罗谷指出：“ 农民工在中国实际上是‘外来者’。他们是来帮助建设中国城市经济，帮助中国发展的，没人打算让他们在城市定居。政府官员意识到，把农民工当成二等公民来对待，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
永远的外来者和二等公民
户口制度带来的福利保障欠缺，除了方便企业压低农民工工资和拖欠工资以外，还使得农民常常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罗谷解释说：“户口制度把农民工置于脆弱的境地，让他们很难和雇主协商，特别是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而有着当地户口的城里人就没有这种困难。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工的本质，他们到处流动。很多情况下，他们和雇主间没有完整的合同，或者完全没有合同，又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签了合同。这些都让他们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户口制度也引发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导致“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书中主人公之一莫路波后来在东莞创业，尽管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他和妻子依然要面对女儿上学难的问题。在农业户口的限制下，他们的女儿不能就读东莞的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的学费高达每学期1万5千元。最后，莫路波只好把女儿送回了炳华村上学。
罗谷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道主义危机，近亿的农村儿童在缺失父母的环境下长大，因为他们没法到城里的公立学校上学。”
农民工子女没有资格在城市里接受公共教育资源，私立学校的高昂费用又难以负担，结果是数百万乃至千万农村儿童长期远离父母，心理健康和教育程度都受到严重损害，更加难以改变命运或者实现阶级跨越。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不得不延续父母的工作性质和人生，成为永远的二等公民。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15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 事实与数据》则显示，中国有1亿名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中国从2014年起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2019年的新政策要求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人口300-500万的城市开放落户条件，但是中国最发达的十几个城市并不在这个名单之上。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宣传总监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则表示：“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困境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薪酬低下、缺乏福利保障等问题也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一些小型内陆城市，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农名工依然是’二等公民’。”
在具体实施方面，许多城市依然规定了“须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合法稳定工作”等条件；此外，新落户的农村居民是否享有城市本地居民同样的福利，也似乎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最后，农民一旦在城市落户，就会失去对农村宅基地房屋翻修翻建以及交易的权利，最终在房屋倒塌后，宅基地使用权就会被收归“集体”。种种障碍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要彻底摆脱户口制度的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贫富悬殊与土地制度
除了户口制度，土地所有制也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发展。1982年通过的中国现行《宪法》指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尽管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允许农民出租土地使用权，但2018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仅有37%的农村土地转让给了其他农民或企业。此外，转让的决定依然由政府主宰由政府决定。比如，2020年的改革方案规定，农民有土地转让的投票权，但政府依然拥有否决权。
种种限制意味着农民无法自由购买、出售或租赁土地，这扼杀了他们大规模耕种并且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他们也无法将土地用作贷款抵押，也就很难用土地来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或者获得更多发展的资源。
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6，比例超过2的国家仅有三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城乡财富差距近年来也严重扩大。2005到2015年间，中国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而农村的财富积累年均增长率只有11%。
罗谷认为，这种贫富差距势必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说：“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比从前大大提高了，但是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日渐扩大的差距对于农民来说也日益明显，他们意识到整个制度，包括户口和土地方面，都在歧视他们。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能接受这个现状吗？”
贫弱而愤怒的农民将动摇中共的统治
罗谷在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农民工维权的历史和个例。比如书中主人公之莫梅荃，她曾经就职的工厂强迫员工连续工作48小时，她和全厂近四分之一的工人一起组织了抗议，随后提交了辞呈。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认识到户口制度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少的农民工愿意忍耐，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挑战。”
除了民愤，中共还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相对规模的缩小，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模式将不再可取。2020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内循环”，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罗谷指出，中共依然没有放弃户口和土地制度，这就很难实现内需的大规模增长。
他说： “中国想做的事情违背现实。现实是，户口和土地政策阻碍了中国农民工和农民成为健全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一半的人口，也就是农村居民，不能很好的融入中国的经济，那么中国就很难实现政府想要达到的内需水平。”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中共来说，贫穷、衰老、心怀不满的农民工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尽管这些农民曾经辛勤奉献，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如今他们的养老和就业成为了中国继续前行的“负担”。不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宣传中国模式的优势，农村人口的困境都是不可忽视的短板。
这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记者最后总结说：“户口和土地制度无法维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些国家认为应该效仿这种模式，那简直是荒唐的。就算只看这两点，中国模式也不值得世界学习。”
